2021年，突破中國共有24座城市(不含我國港澳臺)突破萬億元GDP大關，大關被人們稱為“萬億俱樂部”。何城
12這個數字的突破倍數，總是大關對中國人有著特殊的意義，比如12生肖、何城24節氣。突破
同樣，大關萬億城市達到24座，何城也可以看成中國城市化或者說大城市化的突破進程，已經來到一個新階段。大關
無論從經濟總量，何城還是突破從居住人口來看，這些城市都是大關中國當之無愧的核心城市群體。除了中國之外，何城在世界上任何國家，都找不到數量如此眾多，緯度跨越幅度和區位差別如此之大的核心城市群體。
2021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比上年增長8.1%，經濟規模達114.4萬億元，穩居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圖源：國家統計局)
數字24，其實是一種偶然。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加速，可能到2022年，萬億城市的數量就是25或者更多。
然而，站在24座萬億之城浮現的時間節點，我們也可以看到中國城市不斷進化和分化的一些隱秘邏輯。
城市的能級
24座萬億城市，可以分為四類，這種分類折射了它們崛起的邏輯。
第一類是一線城市。
上海(4.32萬億)、北京(4.03萬億)、深圳(3.07萬億)和廣州(2.82萬億)這四座一線城市，在經濟總量和質量上，依然是中國所有城市的排頭兵。
此外，重慶和蘇州雙雙晉級“兩萬億俱樂部”，GDP分別達到了2.79萬億和2.27萬億，尤其是重慶的GDP正接近廣州，但考慮到區域面積、人口數量，特別是城市內部的產業結構等因素，重慶暫時還很難說是一線城市。
同樣，蘇州的GDP近年增幅很快，但作為一座工業城市，它的“能級”，比如對周邊區域的輻射和帶動能力，和北上廣深相比還有不小的差距。實際上，蘇州的快速崛起和它長期接受一線城市上海的輻射正是密不可分的。
除了一線城市之外，其他萬億城市可以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直轄市，天津和重慶。
天津2021年的GDP為1.57萬億，排在了南方四座省會城市成都、杭州、武漢和南京之后。即使用GDP除以常住人口得出人均的GDP，天津的排序和這些南方強省會相比，也并不靠前。
重慶作為最年輕的直轄市，總給人一種很“生猛”的感覺。在產業發展上，重慶的確可圈可點，并非完全是因為地域大、人口多才顯得經濟總量大。
僅以筆記本電腦為例，到2021年，重慶已經連續7年產量全球第一。近年來，這座城市每年都生產了全球1/4到1/3的筆記本電腦。
相比而言，同為直轄市的天津，近年來在產業發展上則“低調”很多。
實際上，天津有傳統的工業基礎，在1990年代更是吸引了摩托羅拉等一大批全球巨頭前來投資。此外，天津臨近海岸線，區位優勢也不比深處內陸、位于四川盆地邊緣的重慶差。在這個意義上講，天津的確有點特殊。
第二類萬億城市，是省會和計劃單列市。
在南方省份中，主要的經濟大省如江蘇(南京)、安徽(合肥)、福建(福州)、浙江(杭州)、四川(成都)和湖北(武漢)等的省會，都成功晉級萬億。在北方，只有山東(濟南)、河南(鄭州)和陜西(西安)三個省的省會進入萬億之城的行列。
山東、河南擁有巨大的人口基數，兩省分別為我國第二和第三人口大省，人口分別達到1.02億和9900萬。我國人口第一大省是廣東，常住人口已經達到了1.26億。
作為山東和河南的省會，濟南和鄭州自然可以積聚全省的資金和人口，崛起為強省會，經濟總量走高并不意外。2021年，濟南和鄭州的GDP分別達到了1.14萬億和1.27萬億。
西安比較特殊。
陜西的人口只有3900多萬，不到山東、河南的一半，但西安的GDP卻和濟南、鄭州相差不多，為1.07萬億。為什么西安這么牛?
最主要的原因是，西安并不完全靠省會的政治優勢集聚全省資源，而是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工業底子。
在1950年代，“一五”計劃期間，蘇聯援助建設的156項重點工程中，西安市一座城市就達到了17項，占比超過10%，成為全國安排蘇聯援助項目最多的城市。西安成為“幸運兒”的重要原因，很大程度在于深處西北內陸，在國防意義上比較安全。
在這些工業底子之上，西安成為了北方重要的軍工城市，其電子、航空等產業尤其強勢。而且，近年來，這些產業愈發受到國家的重視，一直都是國民經濟中的強勢產業。
西安航空航天產業發展格局(圖源：前瞻產業研究院) 相比而言，沈陽、長春等東北城市同為計劃經濟時代的“幸運兒”，但它們以鋼鐵、汽車等傳統產業為主，在動能轉化的時代，轉型會比較吃力，而西安卻可以做到“恒久彌新”。
實際上，沈陽、長春、哈爾濱和大連等曾經的東北工業重鎮，的確沒有一座城市在2021年晉級萬億俱樂部。
直轄市和強省會在經濟上的崛起，一定程度上的確得益于行政地位為城市帶去的資源優勢，這是一種行政地位的能級。而另外兩類城市則有更多的市場化色彩，一是計劃單列市，二是超級地級市。
市場的力量
目前，我國有5個計劃單列市，從北到南分別是大連、青島、寧波、廈門和深圳。
其中，深圳作為一線城市，早已超越了計劃單列市的能級，不在這里討論。在其他四座單列市中，青島和寧波進入了萬億俱樂部，而大連和廈門沒有進入。
2021年，青島和寧波的GDP分別為1.41萬億和1.46萬億，而大連和廈門分別為7825億和7033億。同為計劃單列市，大連和廈門的體量幾乎只及青島和寧波的一半。尤其是大連和青島兩座城市，曾一度同為環渤海地帶的兩顆明珠，而如今的發展差距有點大。
即使排除規模因素，大連也明顯低于青島。大連的常住人口為700多萬，青島約為1000萬，而后者的GDP差距幾乎是前者的兩倍，那么，就可以看出兩座城市人均GDP的差距也非常大。
為何會有這種差距?
經濟結構和市場的力量使然。提到大連的產業，普通人很難想到特別出名的公司，王健林的萬達或許算一個，但這家公司的實際總部其實已經在北京。另外，人們還可能想到大連承接了日本IT公司的軟件外包。除此以外，大連暫時還缺乏在全國范圍內有足夠辨識度的企業或品牌。
青島就不一樣。提到青島，至少可以想到海爾和青島啤酒(76.400, 0.00, 0.00%)這兩大品牌，還有知名企業家張瑞敏、周厚健。
從1990年代到21世紀的前10年，差不多20年的時間，是中國家電產業黃金時期。深圳和青島是全國主要城市中，最知名的兩個家電重鎮，深圳有創維、康佳和TCL三家，而青島同樣有海爾、海信和澳柯瑪(5.810, 0.00, 0.00%)三家，和深圳勢均力敵。
家電是充分競爭的行業，在這個領域做得好，至少說明企業的市場化改革總體上是成功的，啤酒行業也遵行這個邏輯，沒有市場保護，充分競爭，意味著企業的運營必須最大限度地市場化，才能生存。
在青島，海爾、海信、青啤、雙星、澳柯瑪曾被稱為工業的“五朵金花”，到今天，它們所在的行業早已沒有互聯網和“硬科技”那樣吸引眼球，但這些和消費者密切相關的行業，比如家電和快消品，有著一個巨大的優勢——永遠都有消費者需要它們。
這意味著無論產業怎么變革，擁有這些產業的城市一直都會有較強的抗周期和抗風險能力。
青島既沒有強省會的人財集聚優勢，也沒有直轄市的政治能級，卻在中國北方地區，于經濟總量上始終穩居第三名。北方地區GDP的前兩名，分別是兩大直轄市北京和天津。某種意義上講，青島代表了中國北方的一種市場力量和企業力量。
最后一類萬億城市是那些超級地級市。
它們屈指可數，主要分布在廣東和江蘇兩大經濟強省。廣東的佛山和東莞，江蘇的蘇州、無錫和南通，進入了萬億俱樂部。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超級地級市都有著兩個特點。
首先，它們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在地理空間上，無不位于一個巨大的城市群之中，接受著更高能級的城市(上海、深圳和廣州)的輻射;同時，也和其他同等級城市之間進行著協作，特別是產業轉移，比如上海將跨國企業的制造環節轉移到蘇州或無錫，而深圳同樣將一些硬件企業轉移到了東莞，華為的東莞松山湖基地就是典型。
其次，它們的制造業都非常發達，每一座城市都擁有著辨識度極高的產業集群。佛山是陶瓷之都，除此以外，佛山下屬的順德，還擁有全球最大的家電企業美的集團(54.650, 0.00, 0.00%)。東莞更不用說，它是全球知名的“世界工廠”。
蘇州是亞太乃至全球電子企業的集聚地，也擁有著名的向新加坡學習而建立的蘇州工業園區。無錫則擁有龐大的紡織和五金產業集群，近幾年是我國人均GDP最高的城市之一。南通的紡織集群也極度發達，早在1899年，我國近代著名企業家張謇就在家鄉南通創辦了大生紗廠。
可以說，制造業集群和城市協作這兩點，是超級地級市崛起的“雙輪”，而且兩者之間互為因果，互為促進。實際上，無論是制造業集群的崛起和城市之間的產業協同或輻射，都主要是市場力量自身發揮作用的結果。
也就是說，超級地級市的崛起更多是基于一種來自民間的、平等的橫向協同和資源共享，而非基于自上而下的垂直賦權或者資源傾斜。
也正因如此，萬億俱樂部中的那些行政能級最低的地級市的崛起之路，或許最值得我們去觀察和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