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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陳彬 秦志偉

四年前，職業當劉暢（化名）第一次走進大學校門時，生涯他絕不會想到，規劃四年后的教育今天，行將畢業的何讓他對于未來仍會有如此多的迷茫。

“現在所學的青春專業并不是自己喜歡的，所以雖曾想過考研，不迷但終究沒有堅持下來。茫新”至于找工作，聞科“本專業的學網工作沒興趣，其他領域的職業又找不到”。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生涯劉暢一臉苦笑。規劃

據教育部預測，教育2021年國內高校畢業生首次突破900萬人，何讓2022年將超過1000萬人。對于這一龐大的群體，高校內部是有針對性的職業生涯規劃教育的，但劉暢覺得對他幫助并不大。“上完職業生涯規劃課后，我并不覺得自己的未來變得清晰了。”

一邊是對于職業發展滿是困惑的學生，一邊是本應發揮作用，卻似乎收效寥寥的高校職業生涯規劃教育，兩者間的“錯位”是怎樣造成的？

從清晰到模糊

不久前，宋健剛卸任東南大學學生就業指導中心主任一職。在此之前，他從事學生就業指導工作已近10年時間。

對比自己剛“入行”時的情景，宋健剛覺得那時與現在有很大差別——10年前，整個高校的學生就業指導工作更加“清晰”。

“當時，互聯網的應用還沒有到今天的程度，高校的專業設置也遠沒有如今靈活。因此，學生的就業與專業的‘契合度’更高。”宋健剛解釋道，當時，學生通過高考進入哪個專業，大概率就會在哪個專業畢業，并在相關專業領域尋找工作，甚至直接復制師兄、師姐的求職軌跡。“這是一條很清晰的學習和求職路線。在這條路線上，高校就業指導部門需要做的主要是提供信息和必要的輔助。”

然而，伴隨著互聯網進一步普及，以及高校人才培養思路的變化，這條原本清晰的路線開始有了更多可能的方向。

首先，隨著互聯網的發展，新興互聯網企業的選材目標不再局限于本專業，而是越來越傾向于跨專業人才。比如，傳統的金融企業主要招聘經濟、會計等專業的學生，而互聯網金融卻越來越喜歡招聘計算機、電子通信等工科類人才。同時，國內高校為了適應新的人才培養目標，紛紛施行大類招生和靈活的轉專業政策，這就導致學生在求學期間的專業選擇變得更加不確定。

以東南大學為例，2019年，該校將78個本科招生專業調整為14個大類、5個專業進行招生。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方向選擇相應的大類學習，經過一年的基礎培養，再根據興趣特長，雙向選擇適合自己的專業。

校內的大類招生、通識教育，以及校外的跨學科招聘，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此前以專業為主軸的學生成長路線。同時，近兩年在學生群體中興起的“緩就業”“慢就業”現象，也在時間尺度上打破了此前學生“畢業就找工作”的固有節奏——早在2019年，根據麥可思發布的 《2019 年中國大學生就業報告》統計數據，2018屆國內本科畢業生“受雇工作”的比例僅為73. 6%，并已經連續五屆持續下降。

這一局面無疑給高校的職業生涯規劃教育提出了全新挑戰——在一片“模糊”中，如何讓學生找到真正屬于自己的定位。

“如果說，此前的職業生涯規劃工作是提升學生職業發展與某個專業領域的適配度的話，當前的工作重點應該變為提升學生與整個社會發展的適應程度。”受訪時，長期從事學生職業生涯教育研究的南京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教授顧雪英如此表示。

顧雪英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當前高校職業生涯規劃教育的一個重要內容，是要教會學生處理“小我”和“大我”之間的關系。在目前動態發展的社會趨勢下，大學生不一定馬上就能找到真正適合自己的工作，但他們一定要擁有這一能力——知道自己是怎樣的，也知道社會需要什么，并能將兩者進行動態匹配。

“我們并不建議學生完全屈就自己，迎合社會。只有找到既適合社會發展，又能發揮個人優勢的崗位，才能實現個人與社會的雙贏。”她說。

從課堂到企業

劉暢最初接觸學校開設的職業生涯規劃課程是在大一的時候。“大二好像也有過類似的講座，但之后就基本沒有了，而且真的覺得沒有什么實用價值。” 劉暢回憶說。

在一項研究中，長春工業大學副教授趙爽與同事合作，對吉林省內五所地方院校已完成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課程的在校生進行了調研。結果顯示，85%的學生認為課程以課堂理論灌輸為主，輔以相關講座和報告，缺少豐富的實踐教學環節，以及真正意義的師生、生生互動。授課教師往往生搬硬套西方職業規劃理論，并且課程內容陳舊，缺少本土化教材，無法滿足學生在職業探索過程中的價值和精神需求。

此外，山東大學（威海）學生處副處長孫麗霞曾對該校聽過職業生涯規劃課的學生進行過一項年度規劃踐行情況調研，發現有96.8%的學生有較強的職業生涯規劃行動意愿。但一年后，只有3.2%的學生全部完成年度規劃目標，38.7%的學生完成了自我規劃目標的一半及以上，另有59.1%的學生沒有完成自我規劃目標的一半。

“簡言之，大學生對職業生涯規劃理念很認同，有較強的行動愿望，但往往在課程結束后又回到原來狀態。能根據實踐情況執行計劃并進行規劃調整的學生很少，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存在‘知易行難’現象。”孫麗霞在調研結果中寫道。

對此，有學者表示，對于目前的學生職業生涯規劃教育而言，單純的課堂教學很難擺脫“紙上談兵”的弊端。因此，這項工作是需要從課堂上走出來的。

對于這一點，宋健剛深有感觸。

“首先必須承認，目前國內很多高校的職業生涯規劃教育已經不限于課堂，而是形成了一個持續四年的連貫過程。比如大一時對新生進行職業規劃的啟蒙教育，此后通過職業生涯規劃大賽等形式對學生進行訓練，同時輔以相關的講座、沙龍等形式。”他說。但這一過程中，依然缺乏學生與社會以及企業的實際聯系。

每年，東南大學都會在暑期組織重點崗位研習營，分批次帶領不同專業學生到國家重點單位以及企業深入了解。這種方式雖然對于學生真正認識企業，并由此形成自己的職業觀具有重要意義，但畢竟不能覆蓋所有學生。

“因此，我們還需要一個更大的機制，保證校企形成一個良好的互動。”宋健剛表示，目前高校學生往往會經歷一個長時間的“專業實習”，但卻很少有高校能給學生提供參與“就業實習”的機會。“這兩者的區別在于，前者是一定要和學生所學專業相匹配的，而后者則不受此約束，而是從學生自身的就業取向出發，接觸實際企業，并在這一過程中建立或修正自身的職業導向。”

“在我看來，目前高校在學生職業規劃方面采取的各種措施，雖然均能取得一定效果，但最好的途徑還是讓學生真切地與企業、社會產生直接接觸。不過，目前看來，這一途徑還有些過窄。”宋健剛說。

從局部到整體

除了宋健剛提到的目前高校職業生涯規劃教育本身的某些不足，有些學者還將問題的焦點放在了高校內外部的整體體系構建方面。

同濟大學就業指導中心主任方雅靜已經在學生職業規劃教育崗位上工作了十幾年時間，這段經歷讓她對自己的工作有了深入認識。

在她看來，職業規劃本質上是一種方法，其核心目的是讓學生建立正確的職業價值觀，但在價值觀的形成過程中，職業規劃往往處于后端。“換言之，當我們對學生進行職業規劃時，他們的職業價值觀往往已經成型。”方雅靜說，而在前端對其進行影響的，往往是一些其他因素。

“比如，目前高校之所以大力開展勞動教育，重要原因便是學生此前所接受的相關教育并不充分。”方雅靜坦言，很多學生在成長過程中，學校和家庭環境并沒有使他們意識到勞動是很重要的事情。如此，在學生畢業時又怎么能夠意識到自己一定要工作呢？

“從這個意義上說，職業規劃教育是一個大的系統工程，絕不僅僅是高校就業部門的‘內循環’，而是一個涉及高校內部各部門，甚至高等教育與中小學教育、家庭教育所組成的大循環。”方雅靜說。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隨著我國高考招生工作日益重視學生志愿填報階段的專業選擇，高中階段的職業生涯規劃教育正在被越來越多的學校所重視。2015年前后，顧雪英也開始將自己的研究重點從大學階段轉向高中階段。

經過多年觀察，顧雪英發現，高校在職業生涯規劃教育方面已有了明顯的“前移”意識，愿意深入高中，通過開辦講座、組織高中生研學等方式，對其進行教育，高中學校對此也十分歡迎，但現在的問題依然是如何體系化和科學化。

“必須明確，職業生涯教育是一門學科，因此，它也有一套自己的學科體系，而這套體系如果下沉到學校層面，就必然有一個課程化的過程，即針對不同高中階段的學生，需要有不同階段的教學任務、目標和形式。”顧雪英說。

然而，目前高校進高中所采取的形式基本上還停留在講座或單一活動層面。“換句話說，這種教育怎樣與高中生整體的教育體系結合起來，還有相當長的一段路要走。”

這顯然并不容易。

“在對學生的教育方面，我們可以有課程、有技術平臺、有活動，表面上可以辦得熱熱鬧鬧，但高中生的學習時間是非常有限的，且職業生涯教育對于他們未來的人生選擇非常重要。因此，這不是搞一項活動或開一門課就了結的事情。”顧雪英坦言，在這方面，無論何種教育模式，其評判的關鍵只有一個——有沒有讓學生未來職業選擇的科學性變得更高，有沒有使學生的內生動力更強、方向性更明確。

“這本質上是一種生涯教育。”她表示，理想的模式下，這種教育應該與高中現有的課程進行結合，并在此過程中與現行的高中教育合成一張皮。“這不應該是一項‘大刀闊斧’的工程，而應該‘輕干擾’地將其‘揉’入其中。總之，我們應該尊重而不是破壞現有的高中教育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