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 文】

　　西北地區日趨惡化的論西歷史生態環境已嚴重制約了西北社會經濟的發展，引起社會的北地變遷普遍關注。這種生態危機主要是區生自然生態系統受到破壞，核心是態環水資源的短缺，突出地表現為森林消失、論西歷史水土流失嚴重、北地變遷草場退化、區生土地沙化鹽漬化、態環旱澇風沙等各種自然災害頻繁，論西歷史呈現出荒漠化“局部逆轉、北地變遷整體擴大”的區生總趨勢。本文試圖從生態歷史學角度說明自古以來人類的態環經濟開發活動對生態環境的巨大影響，從西北地區具有代表性的論西歷史地域生態歷史變化揭示生態環境變遷的歷史規律，以期對西北生態環境的北地變遷保護有所借鑒。

　　　一、區生歷史上山川秀美的西北曾長期存在，其展示的是人與自然和諧的共存關系

　　西北地區在古代曾因氣候較溫暖、森林草原密布、山川秀美極適應于人類生存而成為中華民族發祥地之一。盡管西北古代自然生態環境缺乏系統的文獻資料記載，但是從浩繁的史志資料、大量的考古資料和地質資料以及根據近現代生態環境進行的科學推測，仍然可以窺見一斑。
　　地跨西北甘、寧、陜三省（區）的黃土高原，其歷史自然景觀曾是森林和森林草原。在秦漢以前，這里森林密布，山青水秀。到魏晉南北朝時期匈奴人赫連勃勃曾贊美黃土高原北部的陜北清邊白城子“美哉斯阜，臨廣澤而帶清流，吾行地多矣，未有若斯之美”，在此筑統萬城，建立大夏國。根據《漢書·地理志》、北魏酈道元《水經注》等書考證，黃土高原西部的甘肅隴東、隴西、蘭州和寧夏一帶也曾密布森林。在甘、寧兩省交界的六盤山，曾經覆蓋大片林區，成吉思汗征西夏，曾在這里扎營避暑。寧夏西海固由于森林廣布、草場豐美，曾經是唐朝養馬中心，直到明代前期，仍然是以牧為主的半農半牧區。我國古生物學家楊仲健先生在1929年赴陜北等地考察，中國科學院黃河中游水土保持考察隊在1955年的考察，都斷定黃土高原原始植被屬于森林和森林草原。由于繁茂的植被涵養水土，所以黃河在古代許多文學作品中是清澈美麗的，這里就成為中華民族的主要生息之地（注：參見吳傳鈞主編：《中國經濟地理》中國人文地理叢書，科學出版社1998年3月版。）。
　　新疆塔里木盆地由自然原因引起的持續干旱已有7000多年。但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該地區生態環境變化仍然十分緩慢。當時歐洲的一些探險家先后潛入該地區考察，如俄國的普爾熱瓦爾斯基、瑞典地理學家斯文赫定等，根據自己親身經驗和見聞，記載了他們涉足區域內地貌、水文、生物環境，可以看出與現在有巨大差異。葉爾羌河流經塔克拉瑪干大沙漠，是塔里木河上游的重要支流，本世紀初河兩岸地勢平坦、平原風光優美，沙丘零星分布，并不連片。斯文赫定曾坐船在葉爾羌河、塔里木河航行歷時80天，可見當時河水之豐盈。在現在已完全荒漠化的羅布泊一帶，當時還有大片的湖泊和沙漠綠洲存在，這里生活著羅布人，《新疆回志》記載他們“不種五谷，不牧牲畜，唯小舟捕魚為食”（注：胡文康：《二十世紀塔克拉瑪干沙漠環境及其變遷》，載《干旱區研究1992年第4期；周少華：《羅布人》，載《絲綢之路》1999年第1期。）。
　　近現代以前，新疆的地表植被也分布較廣。《新疆圖志·實業》記載葉城周圍有四山，“山上多松柏”，“山下多桑、榆、楊、柳、桃、杏、蘋果、石榴，歲產值百萬”。和闐“沃土，無樹不茂，新舊種植雜木二百八十萬株”。“庫車雜植沙棗、香梨、桃、杏，歲結實獲利與田禾相埒”。“鎮西哈密之間，南山之麓，東起松樹塘，西抵黑溝，山松蔭蔚，亙二百里”（注：參見王致中、魏麗英著：《中國西北社會經濟史研究》六冊，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魏永理主編《中國西北近代開發史》甘肅人民出版社。）。在葉爾羌河流域，原始森林十分茂密，斯文赫定曾記錄過他艱辛地穿越“真正的古森林”的經過。普爾熱瓦爾斯基在該地發現胡楊、檉柳、灌木和草遍布兩岸寬達15～30英里。在克里雅河下游斯文赫定再次遇到茂盛的森林，他從流沙盡頭穿越這片古森林走了整整一天（注：胡文康：《二十世紀塔克拉瑪干沙漠環境及其變遷》，載《干旱區研究》1992年第4期。），可見其面積之廣闊。 在北疆地區，森林植被則更加茂盛。“自奇臺至伊犁，二千余里，岡巒斷續，森然者，皆松也。其沿驛大道，則榆、柳、白楊、紅檉、桃、杏、沙棗、野茶、枸杞，而榆、柳尤多”，伊犁果子溝“遮巖蔽谷者，皆松樺也”（注：參見王致中、魏麗英著：《中國西北社會經濟史研究》六冊， 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魏永理主編《中國西北近代開發史》甘肅人民出版社。）。
　　由于林草茂密，人跡罕至，新疆還成為許多珍貴的野生動物的樂園，如新疆虎、野駱駝、野馬、鹿、豹、野豬、狐、兔、狼等都曾出沒其間。
　　在青海省的柴達木盆地，50 年代以前沙生植被茂盛， 覆蓋率高達30％～70％（注：呂昌河：《柴達木盆地土地資源可持續利用問題與對策》，載《干旱區資源與環境》1998年第3期。）。 青海森林資源也十分豐富，而且以天然林居多。其以“柏楊為大宗，其他如松、樺、榆、橡、與蘇木皆有。山中雖有巨材，以山川阻塞，運輸極難，故森林之多，無地不有”。共和縣“兩岸森林繁茂，河南之汪什科、先木多一帶，森林亦盛”。在查哈噶順山、阿牙爾巴勒山、都蘭、玉樹、蘇爾莽、郭莽寺等地，湟水兩岸所有的山谷里，都是森林密布（注：參見王致中、魏麗英著：《中國西北社會經濟史研究》六冊，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魏永理主編《中國西北近代開發史》甘肅人民出版社。）。這對黃河、長江源頭的水土保持發揮著重要作用。
　　在甘肅河西地區，石羊河、黑河、疏勒河發育了一系列荒漠綠洲，曾經是古代主要農耕和放牧之地。這里自然景觀雖然以荒漠為主，但祁連山的森林草地涵養了水源，所以水量充足，歷史上黑河流域自然水域面積曾超過100KM[2]，是現在不足30KM[2]的12 倍之多（注：徐兆祥：《黑河流域水資源開發對生態的影響》，載《干旱區研究》 1992年第3期。），其下游內蒙古額濟納旗形成了大片以胡楊林為主的原始森林。在敦煌與莫高窟齊名的自然奇觀月牙泉，《敦煌縣志》記載其“泉甘美，深不可測”，“為飛沙所不到”。縣周圍有天然灌木林近40萬畝。得益于這樣優越的生態條件，所以《資治通鑒》記載唐朝“天下稱富者，無如隴右”。
　　在甘肅洮河上游天然林與隴南白龍江上游和四川北部的森林連成一片，面積十分遼闊，主要有杉、冷杉、山楊、白樺、紅樺等，胸高直徑一尺以上的大樹比比皆是（注：參見王致中、魏麗英著：《中國西北社會經濟史研究》六冊，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魏永理主編《中國西北近代開發史》甘肅人民出版社。），較好地維持著長江、黃河上游的生態平衡。
二、西北地區生態環境日趨惡化除自然變遷因素外，主要是歷史上人為因素長期作用于生態環境造成的，尤其是在近現代人口激增的壓力下，又忽視自然規律，片面追求經濟利益所進行的盲目開發、掠奪性開發釀成的苦果。

　　人類對西北的開發，創造了大量的物質財富，曾經出現過漢唐時期西北經濟的輝煌，對于中華民族的生息繁衍，對于鞏固西北邊防，建設西北經濟做出過突出貢獻。但是人類的開發活動必須要考慮客觀條件，遵循自然規律。若開發超出一定的限度，忽視開發可能產生的負面效應，就會演化成對自然生態的一種破壞，西北地區的開發歷史也體現著這種規律。
　　1.在漫長的農業社會中，以屯田開荒為主要形式的開發活動在較長時期和較大范圍內影響著西北自然生態系統的變化，形成了西北地區荒漠的緩慢擴張。
　　西北大規模的屯田活動始于西漢。漢武帝在收復河西、控制西域后，曾將內地大批人口遷至河西和新疆，以自然綠洲為依托引渠水灌溉農田。同時在黃土高原也開始毀林毀草開墾。
　　曹魏時期，曹操發布《置屯田令》，認為西漢“孝武以屯田而定天下”，繼續堅持西北屯田。
　　隋唐時期，西北屯田開發進入新一輪高潮，農耕業在西北普遍推廣。此前人們開荒主要是在平原地帶，自唐以后屯田又向深度發展，開始毀壞山地林草，開墾山地。在北方這種現象主要就集中在黃土高原（注：參見傅筑夫《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4 ～245頁。）。
　　明清時期的西北屯田規模很大。明代在陜北屯田，據《明徑世文編》記載自永寧（今離石）至延安、綏德途中“即山之懸崖峭壁，無尺寸不耕”；清代將黃土高原北部和鄂爾多斯高原數以百萬計的草原開墾為農田（注：參見吳傳鈞主編：《中國經濟地理》中國人文地理叢書，科學出版社1998年3月版。）。在甘肅敦煌一次遷來的屯田戶就有2405 戶之多（注：劉普幸：《河西人口與綠洲資源、環境、經濟發展研究》，載《干旱區資源與環境》1988年第1期。）。 在新疆也有大規模屯田的記載。
　　解放后，西北地區，特別是甘肅、青海、新疆在建設大西北的號召下屯田開發又進入新的發展時期。
　　人類漫長的屯田開發史，在局部地區、具體時間段內對生態環境的影響似乎微不足道，但是從整個歷史的角度反觀其影響又是十分驚人的。西北屯田區基本屬于干旱地區，一種是將原來的森林草原植被毀滅后開墾，如黃土高原，造成原有生態系統的破壞，導致嚴重的水土流失和荒漠化。再一種是以自然綠洲為依托，引用河水灌溉開辟新的人工綠洲，如新疆、甘肅河西和青海。但是這種河流中游的人工綠洲開發常常以流域下游天然綠洲大面積荒漠化為代價。現在新疆塔里木河下游庫爾勒地區、河西石羊河下游的民勤盆地、黑河下游的內蒙古額濟納旗，就正經歷這種痛苦的轉化。如黑河流域沙漠化發展速度達2.6％～6.8％，已成為世界上現代沙漠化發展最強烈的地區之一（注：程國棟：《論干旱區景觀生態特征與景觀生態建設》，載《地球科學進展》1999年第1期。）。另外在屯田開發中，由于歷史上生產力低下或其他經濟、政治、自然的因素，常出現已墾地的擱荒，由于失去原始植被的保護這些土地不可避免地出現了沙化。新疆南疆地區自古農耕業發達，千百年來人類經濟活動在生態環境變遷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跡。在且末至若羌及和闐，普遍出現了沙漠南移綠洲后退的情景。和闐附近，已知的有一定影響的古代遺跡，絕大部分被沙漠吞噬。現代交通干線所聯絡的縣城都在古遺址以南靠近昆侖山的地帶上（注：楊鐮：《荒漠獨行—西域探險考察熱點尋跡》，中央黨校出版社，1995年版。）。在盆地北緣漢代屯田區早已荒廢，而居民點不斷向北移，原塔里木河老河床位于現在河床以南80 ～100KM的沙漠中（注：《絲綢之路漫記》新華出版社，1981年出版。）。在河西走廊的黑河沿岸漢唐時期所謂的黑水國遺址也被黃沙掩埋。這揭示的是千百年來沙進人退的痛苦歷史。
　　2.西北地區因人口不斷增加超過了土地的承載能力，過量的人口在生產資料、生活資料嚴重匱乏的條件下，為了生存，就向自然界進行一系列過度開發和索取，造成了對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
　　西北人口的增長，尤其是近現代暴增，是河西生態惡化的主要根源之一。根據聯合國1977年在內羅畢召開的沙漠化會議上制定的干旱地區土地對人口的承載極限是7人／KM[2]，半干旱地區是20人／KM[2] 的標準來衡量，西北荒漠化嚴重地區的人口壓力是十分巨大的。西北基本上屬于干旱地區，在甘肅河西人口密度為15／KM[2]， 在包括極干旱的甘肅中部地區在內的河東人口密度高達101人／KM[2]。在甘寧交界的定西地區和西海固，由于人口太多，原有的地表植被破壞殆盡。僅以能源不足為例，80年代及以前，當地農戶為了獲取薪柴到了不擇手段的程度。據對定西縣調查測算，一個五口之家每年要鏟草皮30畝左右， 每挖盡3～4M[2]的草坡，才能獲得0.5公斤的草根，“以致該縣北部山區的荒山荒溝一年四季見不到綠色”（注：吳新年：《西北地區生態環境的主要問題及其根源》，載《干旱區資源與環境》1998年第4期。）。 在西海固的西吉縣，1980年全縣共消耗草根1.23億公斤，每挖1M[2]山坡， 才能獲得0.25公斤草根，為此需要挖掘490KM[2]的地皮（注：參見吳傳鈞主編：《中國經濟地理》中國人文地理叢書，科學出版社1998年3月版。）。這種不擇手段的索取，使當地草根挖絕，赤地遍野，結果自毀家園。類似的情況在青海、新疆等省區也很普遍。青海柴達木盆地建國以來人口增加了20倍，城鄉居民多年靠濫挖亂砍固沙植物紅柳、棱棱和喬木取薪。“據調查在大格勒鄉204戶人家，每年要燒掉100萬公斤紅柳，按此推算，全盆地每年要燒掉5000多萬公斤”。造成盆地原有的固沙植被3000多萬畝中的1／3以上被毀，天然林自50年代到80年代被伐20多萬立方米，森林面積由原來的7.1萬畝銳減至1.5萬畝（注：黃維、牛耘：《西北地區沙塵暴的危害及對策》，載《干旱區資源與環境》1998年第3期；呂昌河．《柴達木盆地土地資源可持續利用問題與對策》，載《干旱區資源與環境》1998年第4期。）。在新疆和田、墨玉、洛甫三縣， 因人口激增， 每年需樵采薪柴47.5萬噸，為三縣天然植被年總生產物量的8倍。在策勒縣僅城鎮居民一年就燃去1300公頃沙漠灌木的全部植物量（注：胡文康：《二十世紀塔克拉瑪干沙漠環境及其變遷》，載《干旱區研究》1992年第4期。）。
　　人口增加還引起過度開荒，在陜西終南山，清初以前深山老林綿亙800余里，但是清乾隆以后人口增加，許多外來流民入山墾荒。1799 年嘉慶帝諭旨“將山內老林，量加砍伐，其他畝既可撥給流民自行墾種，而所伐林木，既可作為建蓋廬舍之用”。此風一開便不可收拾。當時采伐不間株，又只伐不植，破壞性極大。結果是終南山森林大面積被毀，原始生態系統遭破壞，暴雨成災，水土流失十分嚴重（注：許滌新、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一卷《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36頁。）。
　　由于人口的增加，造成了淡水資源的嚴重不足。新疆塔里木盆地人口由西漢時的23萬人發展到清初的150萬人，清末的177.9萬人，解放初期的303.9萬人，80年代增至574萬人，每平方公里超過了8人。90 年代更增至705.8萬人。塔里木水系也經歷了自然狀態到支流斷流、 干流水量減少甚至斷流的變化。塔里木河的主要支流喀什噶爾河、葉爾羌河現已無水增補干流。塔里木河下游180公里的河床已基本斷流。 按照現在流域內人口的自然增長率預測，到2010年將用完塔里木盆地地表徑流總量（注：夏德康：《新疆塔里木河變遷與水資源》，載《干旱區資源與環境》1998年第2期。 胡文康：《二十世紀塔克拉瑪干沙漠環境及其變遷》。）。
　　人口增加還造成草原超載導致草場退化。西北地區是中國最重要的畜牧業基地。自50年代初至80年代人口增長新疆為1.84倍、青海是1.56倍、甘肅是1.72倍。由此導致了放牧超載和草場退化。同期草場面積減少幅度是新疆為64.9％、青海是61.1％、甘肅是65.5％。生態惡化使草場生產力下降十分嚴重。荒漠界限較60年代向草原帶推進了50公里。新疆荒漠盆地的荒漠向山地荒草帶推進了100～200米（注：《96中國人口資源環境報告》，國家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國什委國土地區司編，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
　　總之，在西北地區，由于人口增長特別是清代以來人口暴增，造成對生態環境前所未有的破壞，本來就稀疏的山林被砍伐殆盡，大面積地表植被被開墾和濫挖，干旱風沙、水土流失日趨肆虐，所以，人口增長與生態環境迅速惡化有著密切的直接關系。
　　3.在經濟利益驅動下求富心切，為了獲取物質財富不惜對自然界進行掠奪式開發，同時人們對自然規律認識有限，在制定政策上出現一些失誤，造成對生態環境嚴重的人為破壞和資源的極大浪費，加劇了西北生態環境的惡化。
　　人類開發活動的重要目的就是為了獲取物質財富。其常常導致人們只顧眼前的利益而對自然界采取掠奪式的開發，造成對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在這一問題上首當其沖的是森林資源。新疆因地處亞洲腹地森林資源尤其珍貴，但是近代有開采條件的地方和近城村處的森林常遭噩運。奇臺“孚遠南山名松山，松杉彌望無隙，山勢平衍，居民多竊伐者”（注：王致中、魏麗英著：《中國西北社會經濟研究》（下冊）三秦出版社，1996年出版。）。新疆近代有專門從事木材交易市場“市廛垛積，不乏巨材，往往通衢建棚，榱桶、梁柱、數里不絕”有俄國商人專門在此地從事木材買賣生意（注：王致中、魏麗英著：《中國西北社會經濟研究》（下冊）三秦出版社，1996年出版。）。塔里木河兩岸原來分布著世界上最大的胡楊林，1958年航測為686萬畝，現在僅剩下150多萬畝（注：聶曉陽：《留一個什么樣的中國給未來》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
　　寧夏兩大林區羅山天然林區到近代后期因濫伐的結果，大都已破壞。在賀蘭山林區，民國年間出產木材的山溝有16條之多，常年在山中伐木者有100～200人（注：王致中、魏麗英著：《中國西北社會經濟研究》（下冊）三秦出版社，1996年出版。）。
　　在黃河支流洮河上游，原來兩岸皆為森林覆蓋，但后來僅四五年的濫伐，凡臨近洮河的林木，幾乎被砍伐一盡。根據40年代初期推算，每年在洮河上游經洮河放伐的木材在四萬株以上。在長江重要支流白龍江流域，每年也有大批木材被砍伐。建國后，森林大面積被砍伐的情況仍然嚴重。敦煌的天然灌木林消失了29萬畝，武威地段祁連山林區減少了37萬畝（注：黃維、牛耘：《西北地區沙塵暴的危害及對策》，載《干旱區資源與環境》1998年第3期。）。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近現代以來隨著對西北開發手段的現代化和開發力度的加強，在一系列經濟活動中往往很少考慮甚至根本就無視對生態環境的保護，造成難以彌補的毀壞。在陜西省靠近晉蒙的地區，因為發現大規模的優質煤田而成為我國重要的新興能源基地。但是自開采建設以來卻對生態環境問題認識不足。隨著采掘范圍的擴大，該區水土流失面積已達總面積的86.5％，輸入黃河的泥沙量占入河總量的1／4，該區域人為破壞植被面積達266000畝， 僅神府、 東勝礦區廢土廢渣堆積達6800多萬噸，其中有60％直接傾倒于河流（注：吳新年：《西北地區生態環境的主要問題及其根源》，載《干旱區資源與環境》1998年第4期。）。在甘肅省石羊河支流黃羊河上游的河源雙龍溝，由于在17公里的河床上發現金礦，從1884年～1987年超過4萬人的淘金大軍涌至該地， 在淘金過程中，使水源涵養植被慘遭破壞，河床兩岸階地植被毀滅性破壞面積達73萬M[2]（注：黃維、牛耘：《西北地區沙塵暴的危害及對策》，載《干旱區資源與環境》1998年第3期。）。 在新疆塔里木河域由于良好光熱條件極適宜于棉花生產，近年來，棉農蜂擁而至，在河兩岸用推土機汽車等機械亂墾荒地，包括胡楊樹在內大量原始植被被連根拔起燒毀。沿河亂開口子架泵引水灌溉，導致下游原來水草豐美、人畜興旺的綠洲嚴重沙漠化，維護當地生態平衡的胡楊林大面積衰敗死亡（注：聶曉陽：《留一個什么樣的中國給未來》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
　　人類在各種開發活動中還由于對自然規律缺乏正確、科學的認識，或者在制定政策上的種種失誤，造成了資源的浪費和對生態環境的破壞。
　　黃土高原是我國水土資源流失最嚴重的地區。僅黃河流徑該區域，就有16億噸泥沙輸入河中，造成黃河水量在世界各大河中排名第25位，泥沙含量卻為世界第一。當地群眾千百年來因生產力低下，對自然規律認識不足，長期停留在片面擴大耕地面積來維系生存，造成嚴重的開墾過度。在黃土丘陵地區耕面積占土地總面積40％～50％左右，在寧夏固原、甘肅定西更是無尺寸不耕（注：參見吳傳鈞主編：《中國經濟地理》中國人文地理叢書，科學出版社1998年3月版。）。 這種廣種薄收靠天吃飯思維認識必然造成對水土流失危害熟視無睹。屬于黃土高原的渭北旱塬，氣候類型多屬于溫帶半濕潤偏旱類型，宜林宜牧地很多，但由于過去片面強調“以糧為綱”，形成毀林開荒，毀草種地，同樣造成嚴重的水土流失（注：王羅紅：《渭北旱原農業發展途徑探討》，載《干旱地區農業研究》1994年第3期。）。在50年代末的“大躍進”中， 青海曾將自然條件良好的1000萬畝冬春草場開墾種地，但后來因這些地方大多不宜農作物生長而被棄耕。由于失去地表植被保護，地青裸露，加劇了這些地方的沙漠化程度。共和縣塔拉當年開墾的10.67 萬畝土地現在已全部演變成流沙（注：王羅紅：《渭北旱原農業發展途徑探討》，載《干旱地區農業研究》1994年第3期。）。 這類例子在西北地區十分突出，而其中的教訓也尤為深刻。
　　面對如此嚴重的問題，盡管我們可以找出種種自然原因來闡釋西北生態環境的惡化，但是我們卻無法回避上述三方面的因素單獨、或者交替著發生的作用。由于我們清晰地看到人類的種種行為對自然生態直接或間接破壞是何等的怵目驚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