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我基本上都在辦公室，包括周末和晚上，先院新聞打我座機就行。士基”約訪汪品先院士前，礎研記者忐忑了很久。究立價值這封平易的志去郵件打消了記者的顧慮。

這個夏天，科學85歲的汪品網(wǎng)著名海洋地質(zhì)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先院新聞同濟大學海洋與地球科學學院教授汪品先成為備受歡迎的士基“科普老頑童”。

6月9日，礎研汪品先入駐B站（嗶哩嗶哩）。究立價值截至9月6日，志去他已經(jīng)收獲百萬粉絲，科學其首條視頻《我60歲以后才出成果，汪品網(wǎng)我們要把中國大洋鉆探做到國際前列！》的播放量達300多萬次，獲贊近50萬次。

成為“網(wǎng)紅院士”，汪品先很高興。因為越來越多的人，尤其是年輕人開始關心海洋、學習海洋、探索海洋。

他愿意給科學帶來熱度，但不想自己成為“炒作”的熱點。他認為，作為科研人，就需要淡泊名利、潛心研究。

“現(xiàn)在網(wǎng)上‘炒熱’了，已經(jīng)有不少報道。”汪品先說，而他真正關心、甚至擔心的，還是基礎研究本身。

“我們急需推進科學‘轉型’，從‘外包工’轉為也能進行‘深加工’的學術高地。”汪品先說。

對基礎研究的支持要有些勇氣和魄力

李克強總理7月份視察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時再次強調(diào)，基礎研究是推動原始創(chuàng)新的基石。我國已到了必須大力加強基礎研究的關鍵時期，立足現(xiàn)實，決不能錯過這個時機。

汪品先深以為然。

“我國在南海石油勘探的巨大進展，就得益于基礎研究的突破。”他說。

汪品先說，找石油最重要的是搞清楚地層結構，采用地球物理勘探取得的是框架，是間接信息，直接信息要靠鉆探。直到1999年實現(xiàn)國際大洋鉆探，我國科研人員才拿到南海幾千米深海的地層沉積記錄。

“我們對這些巖心做了很多分析，首次建立了南海地層的標準剖面。”汪品先說，這為此后我國在南海的深海石油勘探開發(fā)奠定了基礎。

汪品先說，南海深海研究的重要突破得益于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對深海研究的前瞻性部署和穩(wěn)定支持。

同濟大學的微體古生物組是最早得到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的研究集體之一。

而這種資助在當時頗需要些勇氣和魄力。

彼時，深海研究在中國還是個新生事物，汪品先團隊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古海洋學，一門探索深海過程的新學科。

“當時并非所有的意見都贊成研究深海，有人說，家門口還沒搞清楚，搞什么深海遠洋？”汪品先回憶。殊不知地球是一個系統(tǒng)，海洋是一個整體，不了解深海遠洋，家門口就無法搞清楚。做科學研究，就要有勇攀高峰、敢為人先的創(chuàng)新精神。

以支持新方向為己任的自然科學基金委，從一開始就支持我國古海洋學研究的開展，包括課題和學術會議。

“自成立以來，自然科學基金委對同濟大學古海洋學的項目支持從未間斷。”汪品先說。

基礎研究不能總是做別人出的題

在多年持續(xù)穩(wěn)定支持基礎上，自然科學基金委于2011年啟動我國海洋科學第一個重大研究計劃——“南海深海過程演變”，汪品先任指導專家組組長。

“這項南海深部計劃極大提升了中國的深海研究地位。”汪品先說，研究團隊在海盆形成的“板緣張裂”、氣候演變的“低緯驅動”和邊緣海的“洋陸相互作用”等三大方面取得突破，挑戰(zhàn)了以大西洋為中心的國際傳統(tǒng)認識。

除了學術上的突破，最近20余年的科研歷程更讓汪品先深刻感受到：科研，尤其是基礎研究，要有自己的見解，不能人云亦云，不能跟在別人屁股后面做別人出的題。

“現(xiàn)代科學是歐洲建立的，一開始就帶有傾向性，比如，地球科學偏向北大西洋、歐洲，帶有比較濃厚的歐洲中心論的印記，我們很容易按照他們的模式和方向來進行研究，亦步亦趨。”汪品先說，這是不對的，因為地球科學和宏觀生物學是有區(qū)域性的，“大西洋建立起來的模式不一定代表全大洋”。

以“南海深海過程演變”重大研究計劃中發(fā)現(xiàn)的南海“板緣張裂”為例，此前，“大西洋模式”被廣泛應用于世界各地，成為解釋海盆成因的共同標準。在該模式的體系下，20多年來南海的成因一直被認為屬于大西洋的貧巖漿型，因為從地震剖面看來兩者十分相像，只不過南海的時間短、范圍小，相當于一個小大西洋。

在“南海深部計劃”研究期間，科研人員完成了三個國際大洋鉆探航次來檢驗南海成因的假設。

從鉆探結果看，“用一句話總結：南海不是小大西洋。”汪品先說，那南海是什么呢？我國科學家提出了“板緣破裂”的新概念，總之，南海和大西洋代表著海盆形成的兩種類型，大西洋模型并非萬能，盲目套用到南海是錯誤的。

“我現(xiàn)在最缺的就是時間”

這是個艱難的過程，但汪品先說，越是艱難，就要不畏挫折，敢于理性質(zhì)疑，重視實證，善于從新的角度思考問題。

“我自己近20年來的國際論文，幾乎從來沒有被痛痛快快接收的，都要通過不斷的‘打架’，因為要讓國外的專家接受一種不同的理念確實很難。”但汪品先說，這恰是新成果的價值所在，“沒有摩擦力不做功，也沒有輕輕松松就能搞出來的重大突破。”

汪品先坦言，他是在60歲以后才有這個“覺悟”。

“我們的科學研究不能定位在多發(fā)論文。”汪品先說，“實際上回顧科學歷史，大概只有5%的論文才是有價值的，我們要有志氣去做這5%。”

汪品先說，多年來，國內(nèi)科研人員從外國學術期刊上選來研究題目，買了外國生產(chǎn)的儀器進行分析，取得的結果用外國的文字在國外發(fā)表。這種“兩頭在外”的模式，構成了當前中國基礎研究的主體，中國科研人員成為世界科學界最大的“外包工”。

“我們必須改變這種狀況，做有中國特色的、解決中國重大需求的基礎研究。”他說，希望年輕人能盡早有這個意識，“不要像我一樣，年紀大了才逮住幾個想要攻克的‘大老虎’，而我現(xiàn)在最缺的就是時間。”

在國家層面，汪品先呼吁，要加強基礎研究的頂層設計，要給與有可能產(chǎn)生重大理論突破的研究、學術思想持續(xù)穩(wěn)定的支持。“比如南海的深海研究，我們要在‘南海深海過程演變’項目基礎上深入下去，牢牢抓住主動權，推動南海成為國際科學合作的天然實驗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