賡續先賢初心，敬憶級教汲取奮進力量。敬憶級教

在上醫95年的敬憶級教奮斗歷程中，無數上醫前輩嚴謹治學，敬憶級教醫德高尚，敬憶級教對上醫的敬憶級教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1956年，敬憶級教經中央核定，敬憶級教上醫有16名一級教授，敬憶級教22名二級教授。敬憶級教這些教授都是敬憶級教各學科的先驅者、奠基人或領軍人物。敬憶級教

他們在醫學教育崗位上以身示范、敬憶級教立德樹人，敬憶級教在救死扶傷的敬憶級教事業中兢兢業業、無私奉獻，為我國現代醫學教育和醫藥衛生事業發展做出了杰出貢獻。

林飛卿（1904～1998），女，漢族，浙江鎮海人，九三學社成員，博士研究生導師。1932年畢業于北京協和醫學院。1949年起任上海醫學院微生物學教研室主任，上海免疫學會副理事長、顧問等職。《國外醫學·微生物學分冊》主編、名譽主編。曾當選為上海市第一至第八屆人大代表。

大小姐成了抗戰救護隊員

林飛卿于1904年8月出生于浙江鎮海。1924年6月從上海圣瑪利亞女中畢業。同年9月考入北京（北平）燕京大學醫預科，1927年6月畢業，獲理學士。同年考入北京協和醫學院，1932年6月畢業，獲醫學博士學位，畢業后在北京協和醫院細菌系任助教，并于1935年與時任協和醫學院講師榮獨山結為伉儷。

林飛卿教授與榮獨山教授

1937年，日本侵略者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祖國大好河山慘遭日寇鐵蹄的蹂躪。是年8月，日軍侵犯上海，進逼南京。在這民族危亡之際，榮獨山和林飛卿毅然投身于紅十字會組織的救護工作，之后戰事愈緊，國立中央大學醫學院撤往后方，不久，夫婦倆又奔赴漢口，加入了時任北京協和醫學院生理系主任林可勝教授領導的中國紅十字會總會救護總隊部的工作。當時的中國紅十字會總會救護總隊部，名義上雖屬群眾性團體，主要工作卻是組織、派遣醫療隊和醫護隊，攜帶醫療器材，去戰地醫院和后方醫院，協助醫護工作，并組織運輸隊，協助轉運傷病員。根據作家出版社出版、楊義堂著的長篇傳記文學《抗戰救護隊》記載，林飛卿和先生榮獨山都被派往一線戰場，跟隨細菌專家陳文貴到湖北黃梅縣參加武漢東部戰場救護工作。當時中國紅十字會抗戰救護隊總隊長、北京協和醫學院生理系主任林可勝曾經征求過榮獨山的意見，是否讓林飛卿教授留在總隊機關，榮獨山覺得學細菌在機關干活不是長項，前線更需要他的夫人林飛卿，而林飛卿呢，雖不愿意留在機關，也愿意去照顧病人，但這就意味著要和丈夫分開，結婚以來的種種艱難，多少令夫婦二人難過不舍。想到非常時期，救護隊的成員都像軍人一樣，住大通鋪，夫妻倆都留下就意味著需要專門安排住宿，考慮到不給大家添麻煩，更考慮到前線戰事的需要，林飛卿還是打起背包，跟著協和醫學院副教授、內科專家錢東弈一起到鄂東戰場，從此以后，夫妻二人就只能靠著鴻雁傳書。

一封封書信來往中簡簡單單的家常閑聊，在丈夫榮獨山的心中充滿了大大的滿足感，“我的飛卿已經適應了戰爭時期的艱苦生活”，一個北平的嬌小姐變成了真正的抗戰救護隊員。

1941年前后，首席檢驗師林飛卿在貴陽，正在進行疫苗血清的制備和檢定

隨著日寇侵犯不斷深入，戰區逐漸擴大，傷病員日益增多，救護總隊的醫務力量日感不足，當救護總隊經長沙，下祁陽，一路輾轉奔波，于1938年底抵達貴陽圖云關后，便就地創辦了軍政部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林飛卿所在的微生物學組承擔疫苗血清生產和檢定，為前線戰事服務。早在1936年，陳文貴隊長即以世界衛生組織公共衛生視察員的身份在孟買哈夫金研究所從事過鼠疫研究，因而林飛卿被派往該所學習制備防治鼠疫菌苗的研究。1942年春，揭露日本帝國主義在常德用鼠疫桿菌進行細菌戰罪行的工作就是由陳文貴負責的，林飛卿從印度回國后即參與了這項有重要歷史意義的工作。抗戰勝利后，貴陽衛生人員訓練所與安順軍醫學校合并，遷址上海江灣，成立國防醫學院。林飛卿即來到上海任國防醫學院衛生實驗院細菌科主任，從事教學與軍用疫苗制備與檢定工作。

我國免疫學奠基人之一

林飛卿教授致力于腸道菌菌苗、局部免疫及抗感染免疫的研究。20世紀50年代初，林飛卿早年她在美國學習過液體培養百日咳病原菌百日咳博德特氏菌（Bordetella pertussis）。這種工藝適合大規模培養細菌，她認為可以應用于培養傷寒病原菌制備疫苗。在西方國家對我國全面封鎖而缺乏進口原料的情況下，在林飛卿的兄長、同一學校任教的著名生物化學家林國鎬的幫助下，林飛卿帶領幾位年輕教師開展以黃豆蛋白水解物代替國外酪蛋白水解物制備傷寒桿菌液體培養基原料的研究，該法具有保留細菌可溶性抗原及包膜抗原等優點，解決了當時細菌疫苗生產和研究的瓶頸，為我國生物制品部門所采用。這項兄妹教授進行的高水平研究，歷時4年，對黃豆和酪素的蛋白質中氨基酸組成進行定量分析，比較了這兩種蛋白質進行酸水解和酶水解后產物的差別，進而用黃豆蛋白的兩種水解物配制的液體培養基進行了培養傷寒病原菌試驗。他們還對用改良方法生產的細菌培養物和濾液進行了抗原檢測，證明菌體有很強的毒力，菌體濾液都對實驗動物有良好的抗原性。這一研究不僅有實用意義，更為后來的研究者提供了從事有關研究的一個示范樣本。

林飛卿教授在做科研

20世紀60年代初期，針對我國細菌性痢疾流行嚴重、死菌苗效果差的問題，她建立了志賀菌感染致豚鼠結膜角膜炎動物模型，為志賀菌制備減毒活菌苗和選擇流行菌株為候選菌株等奠定了基礎。此外，她帶領團隊對致病性大腸埃希菌的分離、鑒定和流行型別進行研究，為控制其流行提供了依據。即使在極端困難時期，林飛卿也沒有放棄學術上的追求。她認為此時免疫學在國外飛速發展，研究內容已突破了抗感染免疫的范圍而擴大到機體識別異種抗原的免疫應答領域。為了拓寬教學內容和加深對微生物感染機理的認識，她以接近古稀之軀，推動她周圍的年輕人學習掌握了多種免疫學新技術，并應用這些技術進行臨床病例或實驗動物的檢查，多有新的發現。

20世紀80年代，她創建系統性白色念珠菌的快速診斷，以利及時治療。曾獲國家教委1982年科技進步三等獎和1989年上海市科學進步獎。1989年，我國出現食品受葡萄球菌腸毒素污染問題時，年逾古稀的她還主動傳授“幼貓動物實驗”經驗，為解決實際問題出謀劃策。90年代前后，合作研究鴨類乙型肝炎感染的檢驗及去除法氏囊后的影響，獲1991年國家教委科技進步三等獎。

愿“青出于藍勝于藍”

林飛卿畢生教書育人，嚴謹、認真、誠懇、耐心，在學術問題上，她提倡民主，啟發青年人主動探索、開闊思路，培養分析與解決問題的能力。她寫道：“在我多年的教學、科研工作中，我深刻地體會到人才的重要性，所以我對研究生、進修生、教研室的青年教師和技術員的培養極為重視，抱著‘青出于藍勝于藍’的期望，希望他們能盡快地成長，成為國家的有用之才。”在愿“青出于藍勝于藍”精神的指導下，她培養的許多學生后來都成為各高校和科研機構的學術帶頭人或業務骨干，有的成為兩院院士，如聞玉梅院士、曾毅院士。

林飛卿教授與聞玉梅教授合影

1960年，聞玉梅在上海第一醫學院基礎部獲重點培養，正式拜林飛卿教授為師，林飛卿親自制定“師徒計劃”。在教書育人方面，要求聞玉梅注意啟發思維，有目的地講解，并在講解時要主動而又自然地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為此，林飛卿經常是一字一句地為聞玉梅修改講稿。在科研選題方面，從如何收集文獻、制作文獻卡片、如實記錄結果、確切分析討論、撰寫論文等每一個細節都不厭其煩地傳授經驗。在實驗技術方面，更是強調要正規，接種細菌、挑取菌落、稀釋血清、觀察結果等全套的基本技術幾乎是手把手地教，極為嚴格地訓練：做血清稀釋時，必須規范，每管只能混勻三次，不能兩次，也不能四次，要與機器一樣準確無誤；挑取菌落時，雙肘必須貼桌，對準一個菌落，不許沾邊，以免雜菌混入，這些為聞玉梅在今后的科研實驗奠定了規范基礎。兩年多的傾囊以授之后，林飛卿認為聞玉梅已經從自己這里學到了她所能教的所有東西，為了進一步培養聞玉梅，就將聞玉梅送到北京中國協和醫科大學科大學進修，師從中國醫學微生物學、免疫學開拓者之一的謝少文教授。這年5月，聞玉梅與林飛卿在《實驗生物學報》上發表《艾氏腹水癌抗原的初步研究》一文。

這份關懷不止于在學術科研領域，林飛卿觀察到聞玉梅的脾氣比較急躁，便半開玩笑地勸告她，“你就像在打少林拳，應該多打打太極拳。”沒想到，林飛卿真的帶著聞玉梅一起練起了太極拳。每天傍晚，師徒同打太極，成為當時校園的一道獨特風景。

聞玉梅曾經在她的回憶文章《銘記師德 終身受用》中寫道：

這些年來，我始終受到林教授的教誨。她一絲不茍、認真勤奮的治學風格，嚴格又和藹、誨人不倦的師表品德，對我畢生均有極其深遠的影響。我的每一步成長都離不開林老師的指導；我的點滴成績都滲透著林老師的心血。

1980年3月，聞玉梅被首批選派去英國倫敦大學衛生與熱帶病研究所WHO肝炎合作中心，進修肝炎病毒三個月。林飛卿覺得三個月時間對聞玉梅來說太短，正好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對中國學者開放了，但聞玉梅已經是教研室主任，校方不批準聞玉梅出國。已經70多歲的林飛卿說：“聞玉梅是有潛力的，一定要讓她去，我替她當主任，有事我來做，你們把她放出去。”所以聞玉梅又到NIH進修了14個月。多年以后，林飛卿將國際友人贈給她的一把鍍金鑰匙鄭重地轉贈給聞玉梅，并叮囑她：“繼續打開微生物、免疫學的知識寶庫。”對學生的關愛與培養，不僅僅反映在一個“聞玉梅”身上，對所有她的學生，林飛卿都傾注了一個老師所有的心血與責任，八旬高齡的她仍然認真審閱研究生的記錄，并反復核算推敲實驗結果的可能性，一直工作到1987年，84歲高齡退休。

1994年上海醫學院為林飛卿教授90壽誕舉行慶祝活動，當年林教授國內外學生們寫下了很多祝壽詞，每一份祝壽詞都蘊含著學生對恩師的思念與感恩之情。在那一刻，林飛卿回憶過往寫道，“1932—1994年漫長的62年間，經歷了各種遭遇。現雖已至耄耋之年，然老驥伏櫪，壯志猶存，仍圖有利于人民。”

在聞玉梅看來，林飛卿教授的一生中曾有過兩次決定性的選擇，一是 1948 年前國防醫學院遷往臺灣時已為她及丈夫榮獨山教授買好了機票，要求他們去臺灣，但他們堅決留守上海；另一是1981年落實政策補發給他們的工資，兩位教授毅然捐贈出來，成立“榮林氏獎學金”，為上醫青年學者提供獎學金從事學習。

林飛卿教授與榮獨山教授

林飛卿教授與榮獨山教授回家途中，背景為東1號樓

林飛卿還是一位富有生活情趣的教授。復旦大學歷史系的高晞老師（原上海醫科大學醫學史教研室教授）回憶：在某個重陽節的敬老聯歡會上，林飛卿老師和榮獨山教授攜手優雅地翩翩起舞，一曲交誼舞跳的從容自如，令大家震驚。當學生們去探望她時，學長們向自己的學生介紹林飛卿教授：這位是我們醫學微生物學和免疫學界的著名前輩，而林飛卿微笑地對這些青年學子們說：我只是一個著名的老太婆。

林飛卿教授的雕像 （由聞玉梅院士捐款塑立于復星樓大廳）

林飛卿與榮獨山一生相伴，是上醫一對令人稱羨的“神仙眷侶”。從相識到戰友和同事，經歷了生生死死的考驗，面臨了重重困難險境。1988 年 8 月 5 日榮獨山因患癌癥不幸離世，這對林飛卿是一個不小的打擊，加之此期間還患了 T 細胞淋巴瘤，因化療、放療多次住院，但她仍沒有放棄，在病床上閱讀文獻和指導研究生。學生們去探望她，看到林老師仍很樂觀地生活和工作著。她告訴她的學生：榮獨山的離世，自己曾感到非常難過，但想到榮老師會在天上等著她，她就不那么難受了，他們是一定再會見面，又會在一起的。林飛卿在 1992 年 2 月的一份補充遺囑中寫道:“1.不開追悼會，不做遺體告別、遺體獻給校方；2.俟小女等回國后，囑其將我們夫妻二人的骨灰送交海葬。”這份補充遺囑委托曹小定和葉瑛兩位教授轉交校領導。1998年 5 月 4 日，林飛卿在上海中山醫院因肺部感染逝世。

參考文獻：

1. 曹曉燕、周國民、裴鵬：《林飛卿傳略》

2. 瞿滌、裴鵬、榮麗華、石瑞金：《留取丹心照汗青——紀念醫學微生物學及免疫學家林飛卿教授》

3. “上海醫科大學創建80周年”出版物編審委員會：《上醫情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9月。

4. 復旦大學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復旦大學老教授協會，復旦大學黨委宣傳部編：《復旦名師剪影（醫學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年10月。

5. 《現代免疫學》2005年第25卷第1期。

6. 《上海免疫學雜志》1998年第18卷第3期。

7. 《微生物學報》第50卷第4期“學科先賢”。

8. 作家出版社出版，楊義堂著，長篇傳記文學《抗戰救護隊》，2015年

9.  林飛卿及九三學社上海醫學院支社相關材料和照片等，復旦大學醫學院檔案館。

10. 顏志淵、宓正明、周國民等口述材料，周國民收藏照片

制圖：馬楚涵實習編輯：向家萱責任編輯：李斯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