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年位“母嬰”和“血液”，艾滋這三種艾滋病毒傳播渠道像三座大山，母親橫在艾滋感染者面前。零感但很少有人知道，染新只要方法得當，生兒艾滋病人同樣可以生出健康的年位嬰兒。
摘要:
“性”、艾滋“母嬰”和“血液”，母親這三種艾滋病毒傳播渠道像三座大山，零感橫在艾滋感染者面前。染新但很少有人知道，生兒只要方法得當，年位艾滋病人同樣可以生出健康的艾滋嬰兒。
2000年開始，母親北京兩家感染病醫院——北京地壇醫院和北京佑安醫院先后開設了艾滋病母嬰阻斷分娩的病房及相應的隔離手術室。16年間，有近500位“艾滋媽媽”順利在這里生產，在能夠隨訪到的“艾滋媽媽”當中，無一例新生兒感染。站在職業暴露風險最高的手術臺旁，危險和這些婦產科醫生往往只有一個面罩的距離。
傳染病醫院里的特殊“分娩房”
在北京地壇醫院病房樓的二樓，出電梯后，左手邊是產科，右手邊是兒科。相對著的兩扇門通常處于關閉狀態，僅供醫護人員通行用。更多的時候，它是便于在產科出生的新生兒第一時間送往兒科服藥。
作為一家以感染病治療為特長的醫院，地壇醫院的婦產科與其他綜合醫院熙來人往的婦產科病房不同，沒有熱鬧的探視和陪護，沒有患者之間的閑談交流，沒有嬰兒的哭泣聲。過于安靜，某種程度上帶來了無言的緊張氣氛。三間相鄰的分娩室中，有一間被醫護人員稱為“隔離分娩室”。就連走廊上安放的垃圾桶，也在暗示著它的不同——清一色的黃色垃圾桶，意味著這里產生的所有的垃圾都需要特殊處理。
特殊處理，在這里并不特殊。每隔一段時間，左邊的產科就會有一名經母嬰阻斷出生的新生兒。為了他的健康出生，躺在產床上的產婦已經連續服用半年多的特殊阻斷藥物。迎接他降臨的醫護人員，穿著特制的防水防護服，戴著雙層口罩和加強版手套，以及大到可以罩住大半張臉的特殊眼罩，用快、準、穩的操作手法，完成整個分娩過程。如果一切順利，剛剛離開母親子宮的他，會在護士的懷抱中，走過一條走廊，拐個彎，穿過兩扇門，來到兒科病房。在這里，他將第一時間服用上阻斷藥物，并持續服用到滿月。遺憾的是，他將無法享用來自母親的乳汁，只能通過奶粉喂養度過生命的最初階段。而長大后他會明白，這一切，都是為了他可以躲避來自母親體內的艾滋病毒，成為一個健康的寶寶。
11月上旬的一天，王瑤(化名)在經過上述過程后，終于看到了自己的孩子。第一眼，王瑤就哭了。24歲的她曾有過一次意外宮外孕，但在檢查中發現了一個更加令人意外的結果——“HIV陽性”。這讓她感到絕望，“我當時以為一輩子不能有孩子了。”
16年，500位艾滋母親，零感染新生兒
王瑤第一次出現在北京佑安醫院性病艾滋病門診主任孫麗君面前的時候，是1月份的一個下雪天，用孫麗君的話說，“多漂亮的一個姑娘，太可惜了。”想要孩子，又怕母嬰傳染，生還是不生?和王瑤有同樣想法的女性艾滋病感染者不在少數，這個想法也讓很多人錯失了當母親的機會。
孫麗君每天除了接診患者之外，還在做著大量的科普工作：通過正確的母嬰阻斷方法，艾滋病感染者是可以擁有健康的寶寶的。服用阻斷藥物，提高免疫細胞量，降低病毒載量。同時在手術操作過程中減少母親血液與嬰兒的接觸，在出生后24小時內開始為嬰兒服用藥物，并持續一個月。采用人工奶粉喂養，而不是母乳喂養。這些操作都是為了一個目的：阻斷母親體內的艾滋病毒傳播給嬰兒。
這樣的話孫麗君每天都在重復，而此時王瑤心里最想知道的，就是寶寶的健康概率。“做到了這幾點，就會極少出現寶寶的感染情況，”孫麗君非常肯定地說。
2000年，地壇醫院婦產科主任劉敏成功實施了第一例艾滋病母嬰阻斷分娩手術，幫助一位女性艾滋病感染者順利誕下一名健康的嬰兒。16年間劉敏和她的同事已經先后幫助兩百余位艾滋病女性感染者實現了做媽媽的夢想。盡管地壇醫院一直低調表示母嬰阻斷成功率為95%以上，但事實上，經過正規母嬰阻斷程序的，目前該院未發現一例感染嬰兒。
隨著艾滋病群體對“家庭”渴望的增加，2003年，北京佑安醫院也開設了婦產科，母嬰阻斷分娩量從最初的每年十幾例，到過去一年的36例，13年中佑安醫院也幫助200余位女性艾滋病感染者“悄悄地”實現了做媽媽的夢想，隨訪到的嬰幼兒中，無一例感染。
也就是孫麗君的這份專業自信，給了王瑤勇氣和希望。很快，王瑤懷孕了，但新生命到來的同時，丈夫卻選擇了離開。“單親媽媽”、“艾滋病”，這些標簽讓王瑤一次次動搖。王瑤再次面臨了這個難題“生，還是不生?”孫麗君再次勸導她：“你一直想要一個孩子，為什么不生下來，而且寶寶健康的可能性很大，相信自己，別放棄。”孫麗君對北青報記者說，在艾滋病感染者中，“艾滋媽媽”往往承受著更大的痛苦，比如被丈夫拋棄。
在醫院和家人的鼓勵下，王瑤開啟了母嬰阻斷第一步——按時服藥定期產檢。孕期原本的不適，加上藥物的副作用，還有對寶寶健康狀況的擔憂，讓王瑤的妊娠之路格外不易。定期的產檢中，孫麗君主要查看王瑤的肝功能等各項指標，以及胎兒的發育，“要警惕藥物對胎兒的影響。” 11月初，在自己媽媽的陪伴下，王瑤順利產下一名健康的男嬰，看到孩子的第一眼，王瑤哭了：“真的很辛苦，但值了。”
產婦甚至刻意回避寶寶監測結果
出生后寶寶被第一時間送到兒科服用阻斷藥物，同時抽血做了HIV檢測。第一周的監控期，王瑤的家人只能探視寶寶兩次。
11月29日下午，正好趕上探視時間。距離規定的探視時間還有1個多小時，王瑤在病房跟全程陪產的媽媽聊了起來：“待會兒你好好聽聽，注意護士交代的事項”，“對了，上次也沒看清，寶寶挺白的吧?”
對于檢測結果，王瑤似乎有點刻意回避。“孩子出生我已經很高興了，不管怎么樣，我都會把他好好撫養長大。”王瑤說。
下午一點半，王瑤的媽媽來到新生兒病房外面，排隊等著探視。緊閉著的新生兒病房門上，卡通畫也沒有讓人感覺到多少輕松。門口還有其他家長，大家都戴著口罩，彼此無言，結伴的家屬偶爾交談兩句。兩點，探視區的門打開了微小的一道縫，護士探出身來，按照手上名單一一對照家屬信息，“每次只能一名家屬，大家遵守紀律。”由于探視時間有限，王瑤媽媽的探視時間僅有3分鐘左右，一邊隔著玻璃看孩子，一邊認真記下護士的話：“孩子挺好的，初篩是陰性，沒什么問題，你們放心吧，回去一定繼續服藥，不要母乳喂養。”
得知寶寶健康的消息，讓王瑤逃避面對的大石頭落了地。一周后，王瑤和孩子可以回家了。為了進一步“母嬰阻斷”，王瑤在生下孩子后就進行了“回奶”，結束母乳分泌，孩子則是奶粉喂養，并持續服藥一個月。未來的兩年中，定期的隨訪就是王瑤與孩子最重要的事情。
出院那天同樣是個雪天，但不同于第一次見面時候的不安，王瑤帶著做母親的幸福與對未來的堅定，離開了醫院，并給孫麗君留下了一封信：“這個病讓我變得堅強，我會努力把孩子撫養長大，讓他幸福快樂健康地成長，謝謝您，孫主任。”
職業風險：隔幾個月就要抽血檢查一次
感謝信孫麗君收到了不少，而只有她本人知道感謝背后的風險。
為艾滋病感染者進行分娩，與暴露傷口接觸，這其中有無數可能發生的危險。她們的血液、體液會直接或間接地造成醫務人員感染，這也被稱為“職業暴露”。
一次在為感染者進行治療時，孫麗君不慎扎傷了手，“當時腿都軟了，幻想了無數種可能。”之后，孫麗君服用了一個月的抗病毒藥物，惡心、吐、腹瀉、頭暈、頭疼，藥物的副作用讓她疲憊不堪。
像孫麗君這樣的因為近距離接觸艾滋病而“職業暴露”的醫護人員，國內有3000例左右，北京約二三十例。 職業暴露最直接帶來的就精神壓力，每個人緊張的方式都不一樣，劉敏的緊張主要表現為頻繁抽血檢驗，“那會兒我隔幾個月就去抽血檢查一次，特別怕感染。慢慢的后來就半年一次，一年一次，到現在也不專門去了，單位體檢的時候順帶查查就完了。”
艾滋病感染者戀愛結婚 醫護做紅娘
出了令人神經緊繃的分娩室，生活似乎一下子熱鬧和輕松起來。艾滋病感染者也開始敞開心扉和醫護人員聊起內心深處的感情。
出于自卑和心理壓力，不少單身男性患者都想找一位同樣是陽性的女性患者。佑安醫院性病艾滋病門診中心護士長邵英就沒少接到這樣的求助——給單身的男女感染者互相介紹。 “緣分可遇不可求，首先要保證身體健康”是多數時候邵英給他們的回答，“一方面是我們這邊接診的女性患者比較少，另一方面也是不希望他們這樣，通過治療無論是健康水平還是壽命都與正常人無異，還是希望他們可以擁有正常的生活。”
趙明(化名)是邵英全程跟蹤的病人之一，同時有一位男朋友和一位未婚妻，幾年前確認感染艾滋病之后男朋友離開了他，但未婚妻并不知情。要不要告訴未婚妻、他還能不能正常結婚生子、未婚妻離開他怎么辦，趙明十分糾結。“按照他當時的治療情況，傳染概率幾乎是零，如果使用安全套的話應該是沒有問題的，這些我都要反反復復告訴他，還要給他指導一些法律上的知識，比如隱瞞自己的身體狀況，欺騙妻子將來需要承擔什么責任之類的。”在邵英的鼓勵下，趙明跟未婚妻說明了實情并得到了理解，現在已經正式結婚，“前幾天兩口子還剛來過，想要個孩子來做咨詢，等有了一個健康的寶寶，趙明心里的包袱也就能真正卸下來了。”
對話
我第一次經歷艾滋患者分娩
對話人：王皓潔 地壇醫院最年輕未婚產科醫生
王皓潔今年27歲，畢業于首都醫科大學，8月份剛剛進入北京地壇醫院婦產科工作。這位病房里最年輕的未婚產科醫生，在入職不到3個月的時候，就緊急接到了一臺艾滋病母嬰阻斷分娩的手術。而此前一個月，她剛剛在一臺乙肝母嬰阻斷手術中被扎破了手。站在職業暴露風險最高的手術臺旁，刀光血影中，危險曾經和她只有一個眼罩的距離。
北青報：來地壇醫院產科是自己決定的嗎?
王皓潔：是的，我自己報名地壇醫院的。研究生階段我是在安貞醫院學習，當時醫院也曾出現過手術中才發現是艾滋病患者的情況，其實挺危險的。報地壇醫院的時候也沒有太顧及“感染病”這樣的因素，越是感染病醫院，這里的防護就做得越好，越是“危險”的地方，其實越安全。但爸媽一開始挺反對的。我用了差不多一周的時間，給他們講了感染病方面的知識，也舉了很多例子，他們就不再反對了。
北青報：這個崗位職業暴露風險很高，你應該很清楚吧?
王皓潔：9月份的時候，我跟一臺乙肝的母嬰阻斷手術，不小心被扎到出血了。入職一個多月就遇上職業暴露，我當時大腦一片空白。此前接種乙肝疫苗一直不成功，體內沒有抗體，入職的時候又接種了一次，但也不知道有沒有抗體，所以特別害怕。下了手術就去職工處登記了職業暴露情況，抽血檢查。
那天我下夜班，第二天早上8點交班后其實就能走了，但我一直沒走，就想等檢查結果出來。我就坐在電腦前一直刷查結果的頁面，一遍遍刷，緊張得不知道還能做什么。后來10點的時候，結果出來了，是陽性(代表有抗體，未感染)。一塊大石頭落地了，我才放心地回家了。
其實，身邊很多醫生也都經歷過職業暴露，也聽她們講過。尤其像艾滋病，這跟乙肝還不一樣，現在沒有預防的疫苗可以接種，一旦暴露，感染的可能性很大。但帶我的老師也說，只要操作規范，這個風險還是可控的。
北青報：工作才三個月，有跟過艾滋病母嬰阻斷的分娩手術嗎?
王皓潔：上個月跟過一臺。當時情況比較緊急，主刀醫生沒有其他助手，只有我在辦公室閑著。醫生進來說“王皓潔，準備上下一臺手術，是一個艾滋病患者的。”我愣了一下，從辦公室去手術室的路上，腦子里一直盤旋著一個問題：被扎了怎么辦，不就被傳染了?看我這么緊張，主刀醫生還說“沒事，不用緊張，也不是那么容易傳染，只要按照要求一步步來，很少被扎”。等到真的走進手術室，面對患者的那一刻，之前的緊張也就沒了，只想著做手術的操作規范了。緊張，其實都是自己嚇自己的。
北青報：手術中有危險情況嗎?
王皓潔：那次手術快結束的時候，濺起了幾滴血，這在手術中是難免的。其中一滴就落在了我眼睛上方的位置。慶幸的是，上隔離手術的時候我們都會戴著防護眼罩，眼罩很大，幾乎都可以稱作面具了，那滴血就落在了眼罩上，沒有接觸到皮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