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梁曉聲來說，梁曉1977年是聲成生推一個重要的人生轉折點。

這年，為復文學他從復旦大學畢業，旦學的關分配到北京電影制片廠工作，進和在那里，創作他“接觸到了中國電影史上諸多大師級人物”，梁曉完成了從文學青年到專業作家的聲成生推轉身。

作為中國當代著名作家，為復文學梁曉聲身上始終保持著一種可貴的旦學的關“倔強”——對現實的直面、對文學的進和虔誠。今年已76歲的創作他，談及過往、梁曉談及當下、聲成生推談及文學時，為復文學依然如少年般熱血。

“成為復旦學生 推進了我和文學創作的關系”

青年梁曉聲（左二）

1977年正式到來前，1974年是梁曉聲人生中的另一個重要年份，這一年，他拿到了復旦大學的錄取通知書。

“1974年9月27日，下午兩三點鐘，哈爾濱至上海的一趟火車進站。一個其貌不揚的年輕人被人流裹著，步子虛浮地出了上海站。上海很熱，三十四五度。這位年輕人穿件咔嘰布的、舊的、在洗染店染過的、黑色而又變灰了的學生制服。一條嶄新的、褲線筆直的‘的卡’褲子，藍色的，太長，折起一寸有余。一雙半新的網球鞋。還戴著一頂嶄新的單帽。”

在自傳體小說《從復旦到北影》中，梁曉聲記錄了自己從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乘火車前往復旦大學求學的情景。

入學第一學期，他因被查出肝炎癥狀而住院隔離，老師們不僅常去探望，還在寒暑假期間輪流邀請這位因家境貧寒獨自留校的學生到家中吃飯、聊天，探討創作問題。

在諸多溫暖回憶中，令梁曉聲尤其難忘的是與袁越的文學交往。袁越是中文系老師，同時從事文學創作，在他畢業后，袁老師每出版新作依然會優先寄給他閱讀，并邀請他作序，師生間的文學對話持續幾十年之久。

求學期間，梁曉聲所在創作專業共有19名學生，均是來自全國各地熱愛文學的青年，每隔一段時間，同學們會分成幾個小組分別收集素材，然后進行創作，“從題目到內容都要經過小組討論，帶有集體創作的特點”。完成后，全班同學還要在課堂上對小組作品進行集體討論。

在那個年代，中文系創作專業的教學不拘泥于課堂，老師常帶領學生到農村、碼頭、工廠開門辦學，體驗生活，“像新聞記者一樣收集創作素材”。

作為工人的兒子、兵團的戰士，這種教學方式不僅維系了他與勞動群眾的感情，更培養了他觀察社會的敏銳眼光。“多接觸各階層人們，特別是生產第一線的人們，對作家豐富生活、培養感情非常重要。”

“成為復旦大學的學生，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我的人生，推進了我和文學創作的關系。”梁曉聲說。

“我們的現實生活 還是很少被真正講述”

多年來，梁曉聲的代表作涵蓋長篇小說、中短篇小說及小說集等，他擅長聚焦大時代中平凡人的命運浮沉，具有強烈的現實關懷和平民情懷，因此又被譽為“平民作家”。

2017年，他的百萬字長篇小說《人世間》正式出版，并在兩年后獲第十屆茅盾文學獎。這部鴻篇巨制分上中下三卷，以北方某省會城市一個平民區共樂區為背景，以一位平民子弟周秉昆的生活軌跡為線索，多角度、多方位、多層次地描寫了中國社會的巨大變遷和百姓生活的跌宕起伏。

“……他堅持和光大現實主義傳統，重申理想主義價值，氣象正大而情感深沉，顯示了審美與歷史的統一、藝術性與人民性的統一。”第十屆茅盾文學獎的授獎詞道出了梁曉聲在《人世間》中體現的創作理念。

這部小說后來改編成電視劇，一經播出便引發公眾觀劇熱潮，甚至不乏90后、00后追劇，成為當年的現象級作品。

盡管年逾古稀，梁曉聲如今仍然保持著創作熱情，并將創作目標明確為“講好中國故事”，“首先講好現實題材，因為我們的現實生活還是很少被真正講述。”

今年4月，他跑遍大江南北收集現實素材，從東北的沈陽，到黃土高原上的陜北農村，再到長三角的蘇州，“在這些地方，我接觸到不同的青年，看到他們在不同環境中的工作狀態，想象出各種各樣關于青年命運的故事，我想把這些故事首先講給我們自己的同胞看。”

“年輕人的文化自信 比我們這一代人覺醒得更早”

2002年后，梁曉聲進入北京語言大學中文系任教，在堅持文學創作的同時，成為了一名教育者。

近年來與中文系學生的交流中，他發現一個顯著現象，不少青年都在向他請教同一個問題：“梁老師，那本外國小說我看了之后發現沒那么好，為什么周邊人都看過后都不敢說它不好？”

對此他頗感欣慰，并直言不諱地批評了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國內盲目崇拜西方文學的傾向。“由于過去的‘文化自卑’，我們曾經過于仰視外國文學中的二三流作品。這些作品真的比巴金的三部曲高級么？真的能和茅盾的《子夜》相比么？他們有杜甫‘安得廣廈千萬間’的情懷嗎？有戴望舒那樣的浪漫主義嗎？有革命烈士在獄中寫下的《可愛的中國》嗎？”

在他看來，如今年輕一代已經展現出比前輩更明顯、更廣泛的文化自信，有著對中國文學傳世價值的堅定信念，這是令人欣喜的變化。

要如何建立與確認這份文化自信？他直言：“年輕人要相信自己的直接感受，要做到這一點，起碼得讀過很多書，中文系學生如果沒有讀過足夠多的文學作品，連評論的資格都沒有。”

梁曉聲至今記得，求學期間，在復旦大學中文系的閱覽室里，他接觸到了大量蘇聯文學作品和全國各地文學雜志，恰是這番如饑似渴的閱讀經歷打開了他的文學視野。

2019年，梁曉聲在第十屆茅盾文學獎頒獎典禮

“我曾經也有過‘文化自卑’。”梁曉聲坦言，近年來，在重讀大量中外經典名著后，他不禁羞愧于過去的自己對“中國文化和文學的一知半解”，從他今天的審美體驗而言，“中國文學和西方文學的關系應該是各美其美”。

“年輕人的文化自信比我們這一代人覺醒得更早。”談到青年，梁曉聲的語調情不自禁上揚。

然而，一代人依然有一代人的困惑，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復旦學子乃至當代青年應該作何選擇？梁曉聲回歸了他在創作中一以貫之的立場，并給出了直白而務實的建議：

“我們的文化還是要確立平凡普通勞動者的價值，希望大家珍惜高等教育的機會，起碼做一個優秀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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