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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場文理交融的理深度探討中，理科史研究一邊尋找它的歷史根，一邊尋找它的該何書寫者。

■本報記者 胡珉琦

一個世紀前，講新北京大學成為了中國理科教育的聞科開端與發祥地，此后，學網北大理科的理發展歷程便反映了中國近現代科技發展史的一個側面。

2021年6月末，歷史北京大學舉行了“北大理科與中國現當代科技發展”學術研討會，該何在這場文理交融的講新深度探討中，理科史研究一邊尋找它的聞科根，一邊尋找它的學網書寫者。

北大理科史承載的理是什么

2021年，在“李革趙寧理科史研究項目基金”的歷史支持下，北京大學科學技術與醫學史系正式啟動了“北大理科與中國現當代科技發展歷程研究”項目（以下簡稱北大理科史項目）。該何

“北京大學是我國最早設立數學、物理、化學、地質等學科的高校，北大理科巨擘云集，創新人才輩出，學術成果顯著，在現代科學的引入、傳播與教育等方面作出了開拓性貢獻，在中國現當代科技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中國科協名譽主席、北京大學科學技術與醫學史系創系主任韓啟德在研討會上表示。

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院長鄧小南提到，北大理科起步于百年前的紅樓，牽系著中華民族的命運，見證了科學在近代中國生成、發展的歷史進程。“新中國成立以后，北大理科更是在國際科學的前沿取得了系列性的重大進展，在我國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據韓啟德介紹，北大理科史項目旨在通過回溯北大理科的歷史足跡，探討各學科的產生、發展、變化及其與中國現當代科技發展的關系，準確有據地把握學科發展的歷史規律與趨勢，加深對科學本身及其在中國本土發展規律的認識，為新時期北大以及全國理科的學科建設和科技創新提供歷史啟迪。

他還強調，通過這個項目的研究和傳播，將使人們更加深刻體會科學精神、科學思想和科學方法，并推動全社會科學文化的建設。

在鄧小南看來，研究理科史，不僅是關注精深的學問、關注技術的功用，更是要追蹤科學思想的源流、科學風氣的形成。通過梳理學科的發生、發展軌跡，思考學科研究的理論、范式，探究人物、事件之間的關聯，揭示學科演變規律與未來的發展方向。這不僅為理解北京大學的歷史地位增加了新的維度，也為中國近代以來社會文化變遷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視域。

從這個意義來說，北大理科史項目的啟動是一件大事。據悉，今后北大理科史將被作為北京大學科學技術與醫學史系長期重點研究方向。項目計劃在北大理科史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建設一個包括文獻、影像和口述等多種類型的、獨具特色的中國現當代科技史數據庫，使其成為北大科學史學科建設和發展的特色項目之一。

如何把理科史寫得像歷史

寫史，從來都是一個艱巨而又辛苦的系統工程。那么，如何把理科史寫得像歷史？

鄧小南認為，“歷史書寫，要秉持‘實錄’原則，求真知，存信史”。她表示，從操作的意義上講，首先，“史源”渠道要開放，收集不同類型的材料，檔案、實物、報章、回憶等相互補充質證，在核驗的基礎上，形成分類別、依時序的數據庫與史料“長編”，盡可能保留各類資料——包括說法不同的資料，以便為紛繁的史實提供廣博的知識背景，提供比對辨析的豐厚基礎。其次，要在長編基礎上，確認核心要點，形成大事記與整體綱目。

而在組織撰寫的過程中，既要突出學科內在的發展邏輯，也要關注與特定時代的關聯；既要聚焦理科，也要關注與其他學科及學術共同體的融通；既要突出北大人，也要關注與整體社會情勢的互動。

韓啟德在總結發言中也提到，科學史本身是一項求真的學問，求真就必然要有質疑、批判的精神，要以理性的思考來審視所有的一切，包括科學發展的歷史。

他表示，研究學科史，一定要深入掌握材料。不能急躁，同時也不能懈怠，努力把足夠的資料收集好，這是一個非常艱難的過程。科學史、理科史研究一定要有“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精神。

“尤其還要注意不同的材料，甚至與己觀點相反的材料都要盡量收集完整，然后進行比對辨析。對于這樣的材料，更需要我們進行深入研究。如果大家一時不能得到共識，要允許保持各自意見，提倡多元性。”

與此同時，要審慎、嚴密，不能隨意下結論。韓啟德解釋道，世界是非常復雜的，往往理出一條線就覺得順理成章，但實際上一個事件存在著多個甚至無數個影響因素，如果要得出結論的話，一定要非常謹慎，不能以個人所好和情感來隨意剪切材料，隨便得出結論。

他還強調，歷史研究需要問題意識。如果單純做一個編年史，它的意義是可以為后人做研究用。但北大理科史研究要有更大的進取心，要有研究的品位，要能夠提出問題。這與搞科學研究是一樣的，提出好的問題，就已經成功了一半。

“最后，還有一個更為根本的問題，學科史研究的根在什么地方？”在韓啟德看來，歷史是由人創造的，歷史研究的核心是人，因此，理科史研究要圍繞著人來做。而人的核心是思想，所以深入的理科史研究必定是思想史，是文化史。此外，任何學科發展都是與社會緊密相關的，科學推動社會發展，而社會又決定科學發展，所以學科史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社會史。

誰來書寫理科史

理科史的書寫具有突出的文理交叉特性，這是一個凝聚多學科學者共同探索的復雜過程。但在實踐操作中，常常是擁有理科知識背景的學者，不掌握歷史學的研究方法，而史學研究者又缺乏對理科知識的足夠了解。文理無法充分相融，是理科史研究面臨的現實難題。

對此，北京大學歷史學系主任王奇生認為，理科史研究的持續發展非常需要依靠跨學科人才的培養。這個領域需要一批擁有一定理科教育背景，并對歷史學感興趣的學生，通過諸如聯合培養的方式，真正進入歷史學領域接受專業的學術訓練，以科學史學者的思維、觀念、視野來進行理科史的書寫。

事實上，由單純的科學家和科學史家來回溯同一段歷史，結果往往是不同的。清華大學科學史系主任吳國盛提到，長期以來，科學史界有個說法，科學家的科學史和科學史家的科學史是不一樣的。

他解釋說，近代科學本質上是分科的學問。主要由科學家自發從事的科學史研究一開始都是分科史，由數學家寫數學史，物理學家寫物理學史，化學家寫化學史。

“當時的分科史或學科史最重要的特點就是服務于該學科的需要，更多地關注科學上的問題。但后來的職業科學史家普遍認為，這種服務于學科本身需要的學科史只是一種有偏頗的‘歷史’。”吳國盛表示，這種科學史往往是“輝格史”。

輝格史是一個編史學概念，即從當下的眼光和立場出發，把歷史描寫成朝著今日目標的進步史，把歷史上的人物分成推進進步的和阻礙進步的兩類，通過主要選擇進步的人物和事件來編成歷史，就會達成對今日目標和立場的認可和贊同。

吳國盛坦言，科學家寫的科學史很容易具有輝格史傾向。他以美國生物學家和生物學史家恩斯特·邁爾為例，邁爾是20世紀公認的演化生物學的權威，他寫作的《生物學思想發展的歷史》奠定了他在生物學史研究領域的地位。而他在書中明確表示，自己是作為一個生物學家而從事生物學史研究的，目的是為了讓讀者或學生更好地理解目前的科學問題，因而，當下所面臨的問題以及相應的立場和眼光，不可避免地在歷史材料的選擇中發揮了主導作用。

“但在現今的科學史學科范式下，科學史家們會強調，今天的理想和目標不一定是過去的理想和目標，歷史人物和事件只有放在當時的環境和條件中，著眼于當時的理想和目標，才可能得到真正的理解。”吳國盛指出，科學史研究不應該強調過去與現在的相似之處，相反，應該著重發現不同之處，發現的不同之處越多，對歷史的理解就越深入，我們才有可能獲得一種歷史洞察力。

他告訴《中國科學報》，早在上世紀50年代國際上就已經完成了由科學家的科學史向科學史家的科學史的轉折，但中國目前還處于轉折期，仍然需要更多科學家參與、推動包括理科史在內的科學史研究項目，這一學科才有發展的希望。正因如此，他認為，在多位大科學家的支持下，北大理科史項目將大有可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