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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tor在杭州看日全食。獎年作者供圖

■劉重持

今年年初，榮譽我加入了深圳理工大學，科學為本科生設(shè)計并講授“生命科學導論”這門通識課。學生新聞在課程設(shè)計之初，獲諾后也我就決定將“模式動物與諾貝爾獎”作為內(nèi)容之一。獎年

恰好在10月7日，榮譽諾貝爾生理學或醫(yī)學獎揭曉，科學我的學生新聞博士生導師、美國科學家維克托·安布羅斯（Victor Ambros）與另一位科學家加里·魯夫坎（Gary Ruvkun）共同榮獲了該獎項。獲諾后也

我想，獎年分享諾貝爾獎得主的榮譽故事和科研經(jīng)歷，或許更能激發(fā)大家對科學研究的科學興趣。

不是特別刻苦，常常會寫錯別字

談到與Victor的結(jié)緣，還要從1983年說起。

那時我21歲，正值國內(nèi)改革開放的熱潮，我有幸通過美國康奈爾大學教授吳瑞發(fā)起的中美生物化學聯(lián)合招生項目，得到了前往美國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機會，而Victor是哈佛大學新招來的助理教授，我成為了他實驗室的第一位博士研究生。

剛出國時，我周圍的同學大多是外國人。由于當時的中國相對封閉，我與外界的交流非常有限，對于很多西方的事物一無所知，這讓我感到很不自信。比如，我第一次吃比薩時，以為它是蛋糕，結(jié)果味道讓我大失所望；第一次嘗試日本料理中的芥末時，被辣得眼淚直流。

然而，我遇到了Victor，他是一個很有活力、非常謙虛且善于鼓勵人的導師。他總是對我說，我和其他人一樣聰明，這給了我很大信心。

當時，由于Victor在哈佛的實驗室還沒建好，他便安排我到他博導的實驗室與他一起做實驗。他的博導羅伯特·霍維茨（2002年獲諾貝爾生理學或醫(yī)學獎）的實驗室位于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后來, 我與Victor一起搬到哈佛的實驗室。我們實驗室的主要目標是確定線蟲中一系列突變體對應(yīng)的基因，每個學生都被分配了一個基因進行克隆。

我被分到的是Lin-41基因，這是一個受microRNA （后來被命名miRNA）調(diào)控的基因，但當時我們并不知道。除了克隆這個基因，我還做了很多遺傳學實驗，想弄清楚這些基因之間的關(guān)系。

在科研工作中，Victor常常和我討論一些令人興奮的想法，并問我是否能進行相關(guān)的研究。起初，我總是急于嘗試，但后來我意識到他的想法太多，我不可能全部實現(xiàn)。于是我開始有選擇性地接受他的想法，并思考自己是否有能力完成。

剛開始的時候，我常常只關(guān)注如何發(fā)表文章或取得高分，這與Victor的科研思維相反。他雖然不是特別刻苦的人，也常常會寫錯別字，但他非常聰明，喜歡思考問題，并不太注重知識的考試。

我在Victor的實驗室待了7年，用6年多時間拿到博士學位，又進行了半年的博士后研究。那期間，我在《自然》等頂級學術(shù)期刊上發(fā)表了3篇重要的學術(shù)論文。受到Victor的影響，我逐漸意識到在科研和生活中，很多問題并沒有唯一的正確答案。我們需要學會思考、提出異議，這樣才能更有創(chuàng)造力。

愛吃苦瓜的洋女婿

除了科研上的指導，Victor在生活中的親和與低調(diào)也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妻子羅莎琳·李（Rosalind Lee）也是圈內(nèi)人，兩人合作于1993年在《細胞》上發(fā)表了一篇關(guān)于microRNA研究論文，這篇文章對于此次諾獎有著不可忽視的貢獻。

Rosalind是華人，自幼在美國長大。家里的四個姐妹都選擇了外國女婿，這讓她的媽媽和外婆都不太滿意，唯獨Victor這個洋女婿還算被接受了，因為他有一個特別的愛好——喜歡吃苦瓜。Victor常常與我們開玩笑說，在吃苦瓜這一點上，他與妻子的家人有了共同之處。

每當節(jié)假日，Victor都會邀請我到他們家里過節(jié)。即便后來我離開了哈佛，但無論是前往美國加州大學進行博士后研究，還是在美國馬里蘭大學擔任教授，我都與Victor及其家人保持著緊密的聯(lián)系。

我在馬里蘭大學工作期間，Victor因為他的兒子在馬里蘭大學讀書而經(jīng)常來找我。有一次，他突然出現(xiàn)在我的實驗室，我的學生們初次見到他時，誤以為他是前來找我請教的博士后，因為他的外表極其年輕，而且又蹦蹦跳跳的，很有活力。他們都在猜，是哪個院系的博士后來找劉老師呢。

后來，我告訴學生們Victor是我的導師，他們都非常驚訝。Victor就是這樣一個非常低調(diào)的人。

2006年學生獲諾獎，今年自己獲諾獎

1993年，Victor和妻子合作在《細胞》發(fā)表的那篇關(guān)于microRNA的研究論文，在當時這項研究并未得到廣泛認可，引用率很低。甚至當我進入馬里蘭大學擔任教授時，邀請Victor到學校作報告，聽眾也是寥寥無幾。大家普遍認為這項研究只與線蟲這種土壤中的小生物相關(guān)，而與人類無關(guān)。也正因如此，Victor沒有得到哈佛的終身教職。

作為他的學生，當時我們都很沮喪，甚至責怪自己為什么沒有多發(fā)幾篇好的文章。但Victor并未放棄，繼續(xù)在microRNA領(lǐng)域深耕。

直到2000年，Gary等人發(fā)現(xiàn)了第二個microRNA——let-7基因，這才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幸運的是，人類基因組恰好在2000年發(fā)布，Gary用生物信息學工具Blast發(fā)現(xiàn)了人類中也存在這種microRNA，這迅速改變了人們對microRNA的看法，認為它可能是一個普遍現(xiàn)象，存在于所有生物體中。

自此之后，科學界開始掀起了尋找microRNA的熱潮。Victor也漸漸成為該領(lǐng)域內(nèi)大家熟知的科學家。

2006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yī)學獎頒給了克雷格·梅洛（Craig C. Mello），他是Victor的學生之一，與我是同一實驗室的“戰(zhàn)友”。我曾半開玩笑地對Victor說：“你的學生都獲得了諾貝爾獎，你本應(yīng)該更早獲得這個榮譽。”Victor則謙遜地說：“我為我的學生能夠獲得諾貝爾獎感到非常驕傲，至于我自己是否獲獎并不重要。”

Victor對科學有著極強的好奇心，我想這也是他能夠在尋找microRNA的路上深耕的原因之一。

2009年，他特地從美國飛到杭州觀看日全食，并邀請我同行。于是，我?guī)е业膬鹤樱蚔ictor夫婦一起在杭州會合。有意思的是Victor也并沒有找到特殊的觀測點，而是隨便找了一個鄉(xiāng)村，拿著黑色的玻璃片對著太陽觀測。后來，我們還一起游覽了中國的其他城市，包括去武漢探望我的父親。我的父親是一名雕塑家，他向Victor介紹了他的很多雕塑作品中所描述的中國寓言故事。這次中國之行讓Victor深感震撼。

也正是那一年，我的科研工作迎來了轉(zhuǎn)折點，開始考慮轉(zhuǎn)向草莓研究，因為這與農(nóng)作物有直接關(guān)系，在國內(nèi)可能會更有發(fā)展前景，于是我向Victor提起了這個轉(zhuǎn)行的想法。他聽了非常贊同我的選擇。

因為這個選擇，我啟動了草莓分子生物學領(lǐng)域的研究。15年前做草莓的專家是用很傳統(tǒng)的育種方法，沒有太多的分子學手段，進入這個領(lǐng)域以后，我開始做草莓的基因組、轉(zhuǎn)錄組，發(fā)掘一些很重要的基因，讓草莓變成很好的園藝作物和果實發(fā)育的模式植物。我們實驗室關(guān)于草莓的研究處于全球領(lǐng)先地位。

科學研究是一段漫長的旅程，需要耐心、堅持和對未知的好奇。我想要告訴大家的是，除了日常的考試，解決問題的能力、社交能力和交流能力同樣很重要。在現(xiàn)實生活中，很多事情并不是非黑即白，而是有很多中間地帶，我們需要學會在其中找到自己的方向，作出正確決定。

（作者系深圳理工大學合成生物學院杰出教授，本報記者刁雯蕙采訪整理）

《中國科學報》 (2024-10-17 第4版 人物)

（原標題：學生獲諾獎18年后，他也終得這一榮譽——我的導師、新晉諾獎得主維克托·安布羅斯的生活與科研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