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有門史學通識核心課,以繁瑣而硬核的他的課要求聞名,也總能吸引一批人“迎難而上”。

從15年前的限接讀書小組，到今日原典精讀通識核心課程“《三國志》與三國史”是他的課許多復旦學子心中的閱讀課“天花板”。

歷史學系仇鹿鳴教授在課上，限接一不評三國人物，他的課二不論英雄豪情，限接三不聊權謀智慧。他的課

他對學生的限接唯一要求，便是他的課回歸史學研究初心，一股腦鉆進原典咬文嚼字，限接挖掘藏匿于卷章句讀間的他的課真相。

ta到底有何魅力？一起來聽！限接

我不太想做‘演講式’的他的課課堂

一個春日的下午，陽光曬得人犯困，限接“《三國志》與三國史”課堂卻被塞得滿滿當當。他的課這節課的主題，是曹操。

“曹操究竟是英雄還是奸雄？講三國，好像難免討論這個問題，”講臺之上，仇鹿鳴微笑踱步，緊接著話鋒一轉，“但我想提醒大家，我們這堂課不做人物評價，而是要通過分析史料，理解曹操不同的形象從何而來”。

仇鹿鳴直言：“我不太想做‘演講式’的課堂。”課上，他既不講故事，也不抖“包袱”，還會果斷勸退期待在課上聽到三國軼事的同學，因為三國的故事經過《三國演義》的演繹早已家喻戶曉，但文學與史實迥然有別，所以這門課上要做的就是“真正進入文本、精讀史料”。

對當代年輕人而言，閱讀史書絕非輕松事。“教學的本質不是愉悅學生，讓大家在學習過程中感受到一點壓力和‘痛苦’，這也是我和脫口秀演員的根本區別。”仇鹿鳴打趣道，“如果輕輕松松就能拿到一個好成績，那是我們師生互相不尊重。”

談到現在網上流傳很多二手、三手、甚至N手的快餐式閱讀材料，仇鹿鳴有些哭笑不得：“類似《極簡中國史》這類通俗讀物，已經不太適合大學生這樣受過高等教育的群體閱讀，更何況時下‘幾分鐘讀完一本書’帖子、分享、視頻等。”

課程設計上，他以陳壽的《三國志》為基礎，輔以裴松之為《三國志》所作的豐贍詳實的注釋，通過比較不同記載的源流與可信度，帶領學生打開三國史的大門。課堂上他既對文言文本身進行解釋與疏通，還會信手拈來各種史料例證，分析當時的政治制度、文化背景，聽者一不留神就會錯失不少“干貨”。

比如講到“呂伯奢之死”時，仇鹿鳴根據裴注引錄王沈《魏書》《魏晉世語》和孫盛《雜記》中的不同記載，還原了一個“羅生門”式的故事，并介紹幾種史料的作者及撰述立場。

“不同史書的編纂者是誰？他們各自有怎樣的立場？為何對曹操有如此不同的刻畫？”提問擲地有聲，全場陷入沉思之時，他又悠悠開口，“我們要從不同層面分析史料的信度，在紛繁復雜的歷史記載中，尋找接近歷史真實道路……”

或許這門課不夠“有趣”，但無疑足夠“專注”——專注的老師、專注的閱讀、專注于文本。仇鹿鳴把每堂課的教學內容都排得緊鑼密鼓。多年來，他始終要求自己講滿整整十五周，周周為學生奉上一場學術盛宴。而每堂課畢，仿佛約定好一般，課堂總會響起真摯的掌聲。

讓閱讀訓練為人文教育“保底”

仇鹿鳴2000年考入復旦大學，8年就讀完了本碩博。在他的求學生涯中，讀書占據了最多的時間。這某種程度上是受到復旦大學歷史學系章清教授感染。

“章老師關心學生，經常請每年上‘史學導論’的學生分組到他辦公室里聊天，結束時還要求學生借走辦公室的一本書。”仇鹿鳴至今記得，章老師的辦公室堆滿了書，有些書甚至圖書館也找不著，“但章老師說只要對某本書有興趣，就隨時可以借走”。

重視閱讀是復旦文科教育的傳統。關于讀書，仇鹿鳴有一肚子話說：

“課堂之外，我們的學生們應該做什么？理科要做習題，工科要做實驗，文科就要閱讀。這是最最基礎的一件事。”

2008年，他畢業后留校任教，專注于中古史的研究，也是那時起，他在任重書院組織以原典為中心的閱讀興趣小組。閱讀小組是純自發的，同學們自愿參加，仇鹿鳴領著大家讀書，“當時讀的就是《三國志》”。這個小組，一開便是10年。

2017年，在學校通識教育中心的邀請和支持下，仇鹿鳴正式開設“《三國志》導讀”課程。2021年，他將課程名調整為“《三國志》與三國史”，學分由2學分升至3學分，一來更為突出了史學特質，二來提高了對學生閱讀原典的要求。

要求學生讀原典，仇鹿鳴認為不能停留于一句簡單而空泛的要求，而要通過各種方法帶領學生學會“專業地閱讀”，為此，他“把閱讀的要求做細了”，分解到各個教學環節之中。

他每堂課會開出閱讀書單，平均每次1-2篇傳記，此外還會配合延展閱讀材料。討論課，要求每位同學主題發言2次（每次15分，需要提前向助教申請），閱讀抽檢2次（每次記5分），參與討論2次（每次記5分）……與此同時，不要求學生做PPT，不需要寫演講稿，每次主題發言限定在10分鐘內（超時會倒扣分）。

如此種種，都源于仇鹿鳴的教學理念——

“不能讓文科學習止步于課堂聽講，不能使討論成為口才的評比和純粹的表演，而要讓討論課成為閱讀的延伸。”

在他看來，真正有意義的討論課，就要展示大家“求知、笨拙甚至不甚理解的那種狀態”。

22級臨床醫學八年制專業本科生王學臻曾被抽到發言。抽檢內容是《后漢書·黨錮列傳》的第一段，要求在通讀后翻譯。王學臻完成得很順利，助教只對他某些疏忽做了修正和提示。“其實翻譯過程中很多地方都有些磕絆，”王學臻課后總結，助教介紹的閱讀方法，能讓他以后更準確地理解文本。

“仇老師的課總能讓我們忽視鈴聲，忍不住想聽他再多講會兒。”王學臻每節課都會做詳細筆記，也會與老師分享思考和疑惑。為了緊跟課程進度，他每周大約會花2小時閱讀材料，再花1小時研究討論主題，“時間可能有點多，但我覺得很值得”。

培養在紛繁復雜世界中找尋真相的能力

22級自然科學實驗班本科生雷明昊坦言，自己面對大量繁體字和文言文語法，必須不停翻查詞典。22級新聞學院本科生湯雨聽覺得：“盡管仇老師要求很高，但絕不是刻意刁難學生，種種要求都是鼓勵和希望大家真正讀到、學到東西。” 

這些年來，仇鹿鳴親眼見過很多“驚喜的蛻變”。“學生的可塑性是很強的，從拿A的比例來看，非歷史系專業的同學和歷史系同學的表現不相上下。”但最終，他還是期待學生學到閱讀文獻和分析材料的方法，“這比最后的分數重要得多”。

實際上，面對每年七八十位史學基礎參差不齊的學生，仇鹿鳴在這門通識核心課上所投入的精力，遠超他為歷史學系同學們開設的專業課。

“通識課的本質還是專業課，不意味著降低要求，應該在大一大二的階段就幫助學生建立起良好的學術習慣。”

他認為，恰恰面對不同專業的學生，這門課更能展現人文學科的價值，這無關理想主義、人生智慧之類的“大詞”，而是一種實實在在的思維方式。

比如講曹操的這堂課上，仇鹿鳴把課程的主題定為“曹操的三張面孔”。“之所以說‘三張面孔’，是因為現存史料里中的曹操，根據撰述者的不同背景，起碼可以剝離出三個不同的曹操形象：吳國人寫的《曹瞞傳》、曹操的自述（《讓縣自明本志令》）、曹魏本國的國史王沈《魏書》。由于史源的不同，這些記載可信度各有多少？”

分析史料、提出質疑、嘗試批判——這是雷明昊印象較深的學習方法。“仇老師說，史學研究的起點是一件事情要至少要有兩個分歧的記載，這樣才能在質疑其中一種記載時有依據，否則只能停留在懷疑，無法進一步分析真偽。”

“平時我讀史書時，更多是按刻板印象讀故事。”王學臻之前以為袁紹是因眼光短淺才不采納謀士“挾天子”的建議，但課上仇老師引《三國志》裴注中《獻帝春秋》等史料，指出袁紹其實另有所圖，欲另立幽州牧劉虞為帝，這給了他很大啟發。

在資訊爆炸的當下，面對紛繁復雜甚至相互抵牾的信息，到底如何辨別判斷？這考驗著每一個個體。仇鹿鳴希望這種分析材料的能力，不僅局限于課堂，也能延伸到同學們的日常生活中去。

正如他去年結課時為同學們的贈言：史學研究本身不提供“正確”的答案，但追求在矛盾的陳述中清理出相對“準確”的歷史事實，這種運用理性的自覺與辨析材料的方法，或許是修讀一門史學通識核心課程對非史學專業同學的價值所在。

制圖：實習編輯：章一諾責任編輯：李斯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