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星在滿足青少年情感需求和自我成長方面有重要意義
2019年，追星因為做公共領域的文化親密關系課題，我開始做追星的背后研究，訪談了80多位粉絲和相關的感需專業人士。在研究過程中，容忽我發現追星的追星確存在負面的一面，比如太過花時間、文化花錢、背后容易站立場等等。感需但是容忽，青少年之所以熱衷追星，追星是文化因為追星本身在滿足青少年的情感需求和自我成長方面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這恰恰是背后我們目前太過于重視學業而忽視的一面。
首先是感需被看見和被陪伴的情感需求。被看見和有人陪伴其實是容忽青少年非常重要的需求，但是在日常生活中，青少年被更多地關注成績，對其評價常常圍繞成績展開，其他的需求和情感表達經常處在被壓抑的狀態，而追星成為了其中一個合理的出口。因為追星，遇到了“志同道合”的人，彼此看見了對方，而這種看見和成績無關，和自我的個體屬性有關；在共同追星的過程中，也建立了情感的共鳴。我在微博上經常看到一些粉絲宣稱因為喜歡偶像而走出了抑郁癥，雖然很難辨別真假，但是，這種真實自我被看見的需求和情感陪伴對青少年來說是成長過程中重要的一個環節。
其次是為他人付出的需求，用粉絲的話說，就是為愛發電。我在訪談的時候，經常看到粉絲們有一種特別樸素，但是在別的地方已經很少見到的情感，就是：偶像給了我這么多，他給了我榜樣的力量，給了我快樂的感受，那么我用什么回報他呢？一位李宇春的粉絲就回憶自己在高中的時候，和其他“玉米”一起，買了李宇春的碟片，然后一家家理發店、超市去送，希望他們能播放李宇春的歌，讓自己的偶像發展得更好。這種想要為別人做一些事的心態是非常真實的，也是青少年難能可貴的一個地方。
從弗洛姆的觀點來講，愛本質上其實是給予，心理學家齊克·祖賓也認為，人類發展愛的時候，有幫助他人的傾向。但是這一點，對青少年來說，其實能實踐的機會很少，除了偶爾的公益，有時候想要為家人做點事，可能都會被趕回去說：趕快去做作業。因此，追星是他們為他人付出的一種實踐，很多時候，這種為他人付出而感受到自己價值的快樂讓追星變得更為“上頭”。
再次是成就感。青少年對成就感的需求能夠解決歸屬感的問題，即我是誰，我能做什么，我對世界有什么貢獻，這對他們的成長非常重要。但是，大部分的青少年在日常生活中非常難獲得成就感，因此，對自我的認知常常發生困惑。而男生打游戲，女生追星就成為獲取這一成就感的重要途徑之一。很多青少年追星后都增加了很多技能，比如P圖、剪輯、翻譯等。
最后是社交的需求。在日常生活中，很多女孩都有喜歡的明星，就像很多男孩打游戲一樣，如果你完全不追星，很可能你就很難融入大家的交流，而且追星也能認識自己生活圈以外的人。對青少年來說，常年被困在學業中，追星是他們離開學業、尋找社交空間的途徑。
從被看見和陪伴、為他人付出、成就感和社交需求的四個角度來看粉絲的很多行為，我們就能理解背后的動機以及合理性。而且，就目前的頂流明星來看，帶壞青少年的可能性很小，在當下競爭激烈的環境中，能成為“頂流”的，大多都有自己的特長和努力的一面，品格有問題的，也相對比較少。所以，一味反對青少年追星并不利于青少年的成長。
警惕正向的情感需求走向極端
真正需要擔心的是，雖然這四個情感需求本身都是正向的，但是一旦走極端，往往正向的一面也變成了負面。簡單來說，飯圈文化有兩個特征使得追星的正面價值可能被破壞。
首先，是青少年缺乏應有的愛的教育，完全不顧及人與人之間的責權利邊界，常常只看立場不看事實，很容易在愛或正義的名義下，采取肆無忌憚的行為，比如通過所謂的“撕”來提高團體凝聚力。
在這一過程中，事實是什么？愛一個人是不是就可以做一切的事情？別人犯錯是不是我犯錯的理由？不為自己為他人的事情就天生具有正義性，就可以不顧及其他人的利益嗎？……在部分的青少年中，有關愛的教育是缺失的，因此對于如何喜歡一個人或者討厭一個人，他們沒有思考，很容易被營銷號牽著鼻子走。
我在做家庭研究的過程中，發現很多父母也會強調：我是為你好！因為為你好，所以可以隨意進入你的空間，不顧及你的隱私；所以一旦你犯錯，我就可以打你；所以可以控制你的行為……這些邏輯和很多青少年對偶像的愛是一樣的。所以，飯圈文化的問題也是我們成年人對青少年錯誤的愛的教育的結果。
第二，也是最嚴重的，就是整個飯圈文化內化了商業資本的邏輯，對此不僅沒有反思，反而變成理直氣壯的行為準則。
在社交時代之前，明星的價值主要依靠作品；但是在社交媒體出現后，出現了偶像這種新的明星類型。和過去不同，偶像的價值由作品、人設和話題決定，資本方決定選擇誰來代言的時候，看數據，看帶貨能力，這種新的模式改變了粉絲和明星的關系。
粉絲做數據和氪金的行為都遵循了資本經濟的邏輯，在其中，營銷號、職業粉等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煽動作用，把商業的邏輯包裝成對偶像的愛和支持而進行傳播。尤其是設定競爭對手，更是挑動青少年的神經，讓他們凝聚起來，完成資本的KPI。比如，買偶像代言的產品，飯圈特別講究所謂的前一分鐘購買量和它的清空時間。有被訪者這樣跟我舉例：“比如說一個口紅套盒上架了10萬份，如果明星A在一分鐘之內清了8萬盒，明星B只清了2萬盒，就會被明星A的粉絲嘲笑為‘糊’。”商業資本的操作在娛樂圈的合法性是最高的，粉絲希望自己的偶像成為人上人、獲得高社會地位，就通過網絡數據生產幫助他獲得各種商業資源。
當對一個人的愛被資本利用，被資本的邏輯捆綁，而粉絲的群體又足夠巨大的時候，飯圈文化就在某種意義上成為一個貶義詞，幾乎所有的頂流的粉絲都是讓人討厭的，原因無他，就是因為他們的粉絲數量龐大，而且完全用資本的一套在運作，失去了“愛”本身的意義和價值。
這里也必須強調，這兩個負面邏輯不僅僅存在于飯圈。而由于我們對青少年情感價值教育的缺失，使得商業邏輯長驅直入地入侵到青少年價值觀，因此這個問題看上去更為普遍和嚴重。
青少年情感價值教育這一課亟待補上
對青少年進行情感價值教育顯得越來越重要。情感價值教育是指對青少年進行情感、態度、價值觀的教育，教育學家杜威認為這一方面的學習比知識的學習更重要，因為這是自我成長的基礎，是青少年在未來應付生活歷程中所遇到的各種環境的基礎。我國也在上世紀90年代的新課程改革中就強調了情感價值教育的重要性，但是，由于學校和家庭太過重視學業成績的教育，這一方面的教育從目前來看是極為缺失的。
很多人說：粉絲行為，偶像買單，偶像應該承擔起教育或管理粉絲的行為。這種想法其實非常危險，這等于把教育的重任寄希望于明星。明星可以有一定的引導作用，但不可能起到管理或教育的職能。明星本身是資本運作中的一個環節，更不可能超越商業邏輯來進行青少年的行為規范，偶像能夠做到自己行為不失格就可以了。當然，現在的明星也越來越有責任意識，會引導粉絲把給予的愛更多地投入到公益中去，但是，這僅僅是情感價值教育的一部分。
情感價值教育的職能應該更多由家長、學校來承擔。在情感價值教育中，要有能抗衡商業邏輯的基礎，才能使得大部分人能很快明白有些斗爭的負面問題。我們應該更多關注青少年在追星過程中的需求，假設要取代追星，那么我們用什么去滿足孩子的那些情感需求？如果一味地禁止，只能是拱手讓出教育權，孩子更容易被資本和極端的力量所影響，而這才是最危險的。
所以，在今天這樣一個資本無處不在，孩子已經成為互聯網原住民的時代，重新強調和設計一套情感價值教育已經刻不容緩了。
（作者沈奕斐為復旦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