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2023年，對中國高等教育而言，話題是上新內外激蕩的一年。

ChatGPT的聞科橫空出世讓高等教育界猝不及防；疫情的結束使得公眾對校園開放充滿期待；“破五唯”改革實施5年，分類評價落地中依然不乏亂象；作為今年高考招生的學網“利器”，本博貫通對拔尖創新人才培養而言是未完待續“加速器”還是“踩離合”……

種種意外和爭議濃縮成2023年不可回避的十大熱詞。它們既是話題2023年年輪的記憶，也是上新2024年發展的伏筆，讓我們在記錄中展望未來。聞科

熱詞一 ChatGPT

重構學習方式，學網我們還應做什么

從年初熱議到年末的未完待續ChatGPT，無疑是話題2023年高等教育最引人注目的焦點。

在年初，上新ChatGPT引起的聞科最大爭議是人機莫辨的論文、詩歌等，學網并由此引發了學術造假、某些職業將被ChatGPT所取代的擔憂，同時也迅速點燃了人們對ChatGPT的功能猜想。然而，使用者很快發現，ChatGPT看似行云流水般的表述背后，存在著大量的虛假關聯。比如，當你告訴ChatGPT“2+3=6”，它便會馬上服軟。

捏造信息、真假不辨……大量AI幻覺的存在，引發了高等教育界的反思。

“教育的核心價值之一在于發展學生的思維能力。”同濟大學教育評估研究中心主任樊秀娣指出，ChatGPT無法在學生頭腦中形成概念，以及判斷和推理等解決問題的思維能力。其中，批判性思維對于辨別真偽和正誤尤為重要，更應重視培養。

“趁著人工智能出現的機會，應盡可能減少學生在記憶方面的學習，并著重在提升學生創造力、加強團隊合作、實現跨學科培養等方面發力。”香港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講座教授李子建建議。

相比較ChatGPT，國內大語言模型的發展雖然起步較晚，但在中文語料上有一定比較優勢。大語言模型與其他人工智能的結合，在國內高校中已經有了一些落地應用。

比如，浙江大學在“101計劃”核心課程“人工智能引論”中，便使用了智海三樂大模型進行輔助教學。此外，北京理工大學曾派出數字人參加“挑戰杯”比賽，上海交通大學則采用數字人播報新聞……

盡管無法取代教育的核心價值，但ChatGPT正在重構學習方式。在教學領域，學者已經歸納出至少80種在課堂上應用ChatGPT的具體方法，涉及協助教師備課、提供教學輔助、創建評價材料、開展課堂活動、輔助學生自主學習等多個類別。

以數字人為例，國內高技術企業超星集團的創始人史超指出，如果教師在上課時繼續“照本宣科”，未來極有可能被數字人取代。這就提醒教師的教學要向及時反饋、個性化學習等方面轉變，變革課堂教學方式。

與此同時，數字人也能幫助教師釋放更多壓力。比如，教師可以派一個數字人分身去作學術報告，而不必親臨現場。

當然，現下的ChatGPT還沒有想象中的那么聰明，在被問到某個學術問題時，可能答非所問。“使用ChatGPT能有效地提高諸如材料學、生物學、計算機等課程的學習效果，但這樣的時刻尚未到來。如今，對于ChatGPT的使用更像是搜索引擎的升級，從前我們了解一個知識點可能需要搜索十篇文章，現在只需要提出問題、GPT合成問題所對應的答案即可。”浙江大學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長吳飛指出，把通用型大模型做成垂直型大模型，或把大語言模型做成AI智能體，可能是ChatGPT下一步發展的兩個重要方向。

ChatGPT無法天然地指導教學。使用者發現，能否真正用好ChatGPT，更多考驗的是一個人提出問題的能力。事實上，國內高校的學生往往并不擅長提出問題，更何況，向人工智能提問題與傳統認知中的提問并不完全相同。比如，問“為什么我們的研究生不會提問題”，可能要反復發問并作角色設定。

針對ChatGPT的提問、假設和判斷，甚至還催生出一個新的職業——指令工程師。而有關ChatGPT的提問素養，或許應該被納入教育者的思考范圍中。

“ChatGPT合成的內容+搜索引擎加以佐證+學生的獨立思考，對于歸納式教育或啟發式教育而言，這三者合一才能產生更好的影響。”吳飛指出。

正因如此，未來，人與ChatGPT的磨合與對抗會越來越有看點。

熱詞二 校園開放

尋找打破圍墻的“最佳方案”

一場疫情，改變了我國高校開放的態度。一道鐵閘機，將校內外人士劃分得涇渭分明。

今年，部分重新開放校園的高校僅允許訪客憑校友卡、校外人員憑預約入校，大部分市民仍被“拒之門外”。正是這一“有門檻”的開放，使得“五一”小長假期間幫校外人士預約參觀校園，成了學生“黃牛”們的一門生意。

“大學要不要開放？”這本是一個不需要過多討論的話題。疫情前，除個別高校外，大學校門幾乎都向公眾敞開。意大利博洛尼亞大學、德國萊比錫大學、美國哈佛大學等國外名校甚至連圍墻都不設置。

然而，站在國內校內外人士各自的立場，似乎又都“情有可原”。校方認為，此前開放帶來的破壞花木、擠占車位、校園安全等隱患，給學校帶來了管理負擔；校外人士則表示，大學，尤其是公立大學，是社會的公共資源，本身就應該共享。

在很多人眼中，大學是城市的一張名片，是一個很自然的“打卡點”。就像人們來北京喜歡去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參觀；去廈門熱衷去廈門大學逛逛。

“開放，首先校門要打開，物理上要交換。圖書館、博物館、體育館、講堂、劇場等都可以根據實際情況對市民開放。這將賦予城市輕盈、文雅的氣質。”南京工業大學政策研究與規劃處處長盧曉梅說。在這一基礎上，更進一步的是心靈世界的開放，“特別是‘00后’，很多人自認‘社恐’，其實他們更需要融入社會，以療愈內心的不適”。

有了物理上的接觸，大學才會與城市發生更多“化學反應”，才會誕生更多有實質意義的產教融合、校地合作項目。

今年7月，教育部發布通知，鼓勵高等學校、高科技企業、制造企業等向社會開放參觀，主動服務全民學習。但即便如此，高校開放的進程仍然太過緩慢。不久前有媒體曝出，北京大學工學院副教授李植用跨越鐵閘機的方式進出校園，“用腳投票”反對校園出入查證件、刷臉, 再度將大學開放置于社會焦點。

迄今為止，真正開放的國內高校仍為少數。近幾個月來，哈爾濱工業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等高校陸續宣布全面開放校園，不需要預約，也不限制名額。校園恢復了往日的熙熙攘攘后，人們擔心的亂象并沒有發生。

這當中真正考驗的是大學的開放、包容精神與精細化管理水平。

“創新最重要的是包容和開放。”盧曉梅說，包容性來自多樣性，鼓勵異質文化競爭與合作，可以豐富創見；開放性通過與外界的物質交換能量，讓系統保持生機活力。

否則，“圍墻圍住的是自己。圍得久了，容易成為不動、不想、不說的常態。長此以往，高校管理者就容易在這一畝三分地中‘上管天、下管地、中間管空氣’。”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劉永謀說。

事實上，國外多數高校采取的是“半開放”，即僅對公眾開放體育館、博物館、音樂廳及歷史遺跡等，核心區域的教學樓、宿舍等并不對外開放，只是限時開放或節假日開放。“如何尋找一所高校開放的‘最佳方案’，真正考驗的是高校的精細化管理水平。”南京曉莊學院旅游與社會管理學院教授段繼業指出。

哈爾濱工業大學的教師向媒體透露，“全面開放”并不代表學校的任何地方、任何時間都允許來訪者進入。來訪者的參觀范圍并不包括食堂、圖書館、體育館等學生出入較多的場所。

不管怎樣，大學開放的腳步需要加快，這考驗的是一國高校的胸襟與見識。

熱詞三 本博貫通

“潮涌”過后，如何“保質”

2023年的高考招生季，“本博貫通”這一原本只在臨床醫學等個別專業流行的招生模式，成了很多高校招生宣傳中的一大“熱詞”。

以上海市高校為例，在今年的招生中，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同濟大學、華東師范大學等滬上名校均公布了從本科到博士的貫通培養模式。比如，上海交大為強基計劃定制“4+4”或“4+5（含海外）”的本博銜接培養模式。復旦推出本博貫通“光子計劃”拔尖人才培養、核工程與核技術（核物理方向盧鶴紱班）十年一貫制培養等項目，面向對應專業新生進行選拔。

在北京，北京科技大學兩個本博貫通班首次直接招生，涉及其兩個王牌專業——材料科學與工程、納米科學與工程。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則與北京協和醫學院合作，共建“協和醫班”，推進本博貫通培養模式……

2021年，清華大學提出建立本研貫通培養新模式，實現本研培養方案統籌設計，隨即引來諸多高校效仿。至今，以本博貫通為代表的貫通式人才培養模式似乎已成為很多高校爭取優質生源的“殺手锏”。然而，人才培養是長期過程，高校固然能以此招攬優質生源，但后續的人才培養質量又如何才能保障？

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復旦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系教授馬臻指出，在基礎學科的科學研究和人才培養方面，長學制優勢明顯。

相關調查也支持這一論斷。北京理工大學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周文輝團隊曾基于2020年“全國研究生滿意度調查”的13264份學術學位博士生數據，分析了通過不同錄取方式進入高校的博士生在主觀教育收獲滿意度及客觀論文發表數量方面的差異。結果顯示，本科直博、碩博連讀的博士生科研論文發表數量高于公開招考的博士生。換言之，長學制博士生表現出了知識生產高效率的優勢。

然而，該調查同時顯示，相較于公開招考博士生，本科直博、碩博連讀博士生的教育收獲滿意度更低。進一步研究表明，本科直博與碩博連讀的博士生在“追求真理理念”“專業知識”“運用專業知識解決問題的能力”“自主學習能力”“科研能力”等一系列意識和能力方面都明顯更低。

究其原因，周文輝團隊認為一個重要原因便是高校往往過分重視博士生生源質量，而忽視了博士生的培養過程。

這一點在《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過程中也有印證。比如，馬臻便直言，在本博貫通的后半程，延期畢業的學生不在少數。“節約讀博時間的理想和現實不一定是一回事。”

值得注意的是，對于某些特定專業或特定類型學生，更利于進行長周期科研的本博貫通模式是具有明顯優勢的。但在現階段，這種模式依然面臨很多待解難題。比如，如何提升直博生的課程滿意度、如何克服單一導師長時間指導帶來的思想僵化，乃至如何建立更合理的分流淘汰機制等。這些問題的解決遠比多招一名成績優異的高中生重要得多。

在這些問題中，北京大學教育學院研究員盧曉東特別向《中國科學報》提到了學緣異質性問題。他表示，目前國內的本博貫通學生往往在同一所高校、由同一位導師培養，但更理想的做法應是跨校、跨學科培養。

“學生需要在交錯變化的環境中遇到不一樣的導師和同學，不斷吸收外來觀念、激發創造性，而不是待在一所高校中逐漸趨于倦怠。固化的環境會使學生成為‘井底之蛙’。”盧曉東說，“從拔尖創新人才成長出發，未來應鼓勵跨校學習，并強化學生的學緣異質性，持續擴大留學人員規模，幫助他們了解其他學校、國外學術譜系，這樣才能更有利于學生的成長。”

熱詞四 大學“高中化”

大學生的時間都去哪兒了

2023年，全國高考報名人數達1291萬人，比去年增加98萬人，再創歷史新高。其中，僅39所原“985工程”高校就招收了超21萬名學生。當這些擺脫高三繁重學業的學生憧憬著擁抱大學“輕松”“自由”的生活時，他們或許并不知道，很多人腦海中愜意的大學生活早已被“證偽”。

當下一個普遍現象是——大學生每周動輒40多節課，奔走于不同的教學樓和教室間，還有林林總總的社會實踐活動需要參加。有人將學生這種被課程學習捆綁、缺乏自主時間和空間的現象稱為大學“高中化”。

在一項為期四年的針對國內本科生的調查中，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教授鮑威發現，國內高校大學生沿襲高中階段的超負荷學習總量。大學生平均每周課內外學習時間總量達39.6小時，其時間配置占比為72.3%，遠超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實施的全美大學生調查中顯示的28小時總學習時間。

對于該現象產生的原因，溫州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王碩旺表示，首先是嚴峻的就業形勢倒逼的結果。在大學生就業難的背景下，考研幾乎成為本科生提升學歷、改換學校門庭的唯一可選道路，這勢必導致研究生考試的高考化。其次，本科課程門數越開越多也是使得大學“高中化”的重要推手。

對此，西交利物浦大學未來教育學院執行院長張曉軍直言，對于經歷過高考的大學生來說，要在給他們自主時間的同時，對其進行充分引導，幫助他們建立自主學習意識和自我管理能力。“引導學生反思什么是有效、終身導向的學習，是今天中國大學的一項重要任務。”

這還牽扯到一個嚴肅的話題——高校在進行自身制度調整、還大學生更多“自由”的同時，如何在學生入學之初，便通過各種方式，幫助其完成從高中到大學的順利過渡，并以最快的速度形成相對合理的時間配置方式和習慣。

依然是來自鮑威課題組的一項調查結果——我國大學中，面臨學術性適應和社會性適應障礙的新生比例分別為14.9%和9.3%。之所以如此，鮑威直言，我國高校缺乏針對新生的長期、深入的入學教育。

在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做“影子校長計劃”時，上海大學力學與工程科學學院教授葉志明留意到，當地新生入學后有1~2周的適應性訓練期，高校會引導學生探索在大學該怎樣學習、生活、做規劃以及自我管理時間等。

他表示，這樣的引導或指導在國內高校中十分少見。在很多高校開學典禮上，校領導的講話激動人心，但往往太過“頂天”，對大學新生的幫助有限；過多與學生談理想，又缺乏讓理想落地的具體路徑。

鮑威告訴《中國科學報》，在我國大學學生管理的實踐中，入學教育促進學業成就、提升綜合素養，落實全員、全方面、全過程育人的重要作用被長期忽視。鑒于此，大學入學教育應超越短期幫扶措施的功能定位，以學生發展理念為指引，構建以提升學業成就、培養健全人格、助力生涯發展為核心目標的入學教育體系。

至于教育教學層面，張曉軍表示，高校課內外要形成合力，學術和行政部門要協同育人，真正打造以學生為中心的大學整體育人環境。這涉及諸如課程、社團活動、社會實踐如何有機結合等一系列問題。

同時，教學模式需要創新。他表示，減少上課時間不是老師把課堂上講授的知識點單純改成學生課后的自學任務，而是要重新思考一門課程如何支持高階的學習目標，需要用課內一小時牽引學生課外兩小時的自主學習。

熱詞五 本科論文抽檢

存廢之爭，定位“說了算”

今年的國慶節剛剛過去，北京大學教育學院研究員盧曉東在《中國科學報》發表的一篇評論便在高教圈引發了一片熱議。

在這篇文章中，盧曉東直言，取消目前在高校中實行的本科畢業論文抽檢勢在必行。在他看來，本科生除了要通過傳統課堂學習“可編碼知識”外，還要通過實驗課程、實習課程等學習相關學科的“緘默課程”。本科畢業論文最重要的作用便是檢測學生對這類知識的掌握程度。

然而，隨著高等教育進入普及化階段，學生類型日益多樣，并非所有本科生都需要掌握此類緘默知識。只有本科畢業后計劃讀研、有志于科研的少數學生，才需要經由科學研究課程學習如何研究和創新。換言之，本科畢業論文理應從“必修課”轉為針對部分學生的“選修課”。相應的，面對全體學生的本科論文抽檢也應取消。

本科畢業論文抽檢制度開始于2021年。該制度規定本科畢業論文抽檢每年進行一次，抽檢對象為上一學年授予學士學位的論文，抽檢比例原則上不低于2%。

盧曉東的觀點一提出，就引發很多人關注，其中贊許者有之，質疑者也有之。

事實上，早在今年4月，陜西師范大學教育學部教師、全國本科畢業論文（設計）抽檢評審專家庫專家馮加漁就曾指出本科論文抽檢的作用。他表示，畢業論文抽檢是一條“高壓線”。“通過這條‘高壓線’的設置，高校越來越重視本科生的論文和對本科生的全過程培養，也督促老師們更加盡職盡責地指導學生。對畢業論文的嚴格要求，特別是嚴格抽檢，可以促使學校適時革新本科教育培養理念和實踐。

從上述觀點不難看出，對于畢業論文抽檢的不同立場背后，更本質的差別在于人們對于本科畢業論文的作用及價值的不同認知——在支持抽檢方看來，本科論文是對學生本科期間綜合教育成果的反映；在反對抽檢方看來，本科畢業論文的“瞄準點”應主要集中于學生的科研和創新能力培養。

至于本科畢業論文的真正意義為何，并沒有明確“官方論斷”。不過，根據發布于2020年的《本科畢業論文（設計）抽檢辦法（試行）》，本科畢業論文抽檢工作的出發點是“保證本科人才培養基本質量”……

對于本科畢業論文作用的不同認知，在很大程度上成為持續多年的本科畢業論文“合理性之爭”的重要背景——正是由于不同的人對于畢業論文在本科生培養中所發揮的作用有著完全不同的認識，才使得同樣一篇論文，既可以“居功至偉”，又可以“百無一用”。

比如早在多年前，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郭英劍就曾在《中國科學報》刊發的一篇文章中表示，不要把本科畢業論文當作學業的最后一步，也不要對其要求太高，應該把它視為本科教育階段的一個組成部分，就像一門課程，或者一門課程論文那樣。

與此同時，也有國內高校教務部門人士直言，本科畢業論文（設計）是學生本科階段的綜合學業成果，集中反映學生在本科階段的專業理論知識與實踐能力，其優劣是人才培養質量的一大體現……

從這個角度說，有關部門的確需要對本科畢業論文的定位作進一步明確，并在此定位的基礎上，引導高校根據自身人才培養定位，對本科畢業論文的方向、側重點乃至存廢問題作出更合理判斷。如果做到這一點，本科畢業論文抽檢的存廢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

（本版文章由本報記者陳彬、溫才妃采寫，郭剛制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