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戴綺儀

離婚、性別未成年小孩監護探視、權力奇妙扶養、量糾家暴……這些事件，事調僅僅依法審判是解個不夠的，案件的幻場態樣多元，同種類案件也有高度複雜性，性別難以建立SOP。權力奇妙當事人追求的量糾往往不是「勝」，而是事調想訴說自己的失望、憤怒與委屈，解個讓自己的幻場情感被承接，被重要他人理解。性別

性別權力關係量子糾纏的權力奇妙家事事件

民法的親屬編加繼承編，為基於身份的量糾法律關係，而「家事事件」正是歸類於此。

家事事件時常充滿大量情感拉扯，描述紛爭經常牽涉到當事人之外的「關係人」、性別角色、親密關係與家庭的想像、自我認同等等。

家事事件即便有了調解或判決結果，生活困境不會隨之終了，而是透過紛爭處理程序重整生活。因為親密關係與家人關係往往了反應人生困境，是生活集結之處，所以家事事件比起其他紛爭，有更明顯「不分輸贏」的特徵。提出「紛爭」作為一個研究主題的Roberts與Palmer指出紛爭有此特性：「不管是在哪一種社會脈絡下，紛爭總是被鑲嵌於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它始自『過去』，並連結到『未來』。」

不只依「法」審判，法律多元的魔幻場域

家事事件的特別之處可以從制度窺見。臺灣第一間家事專門法院1999年在高雄楠梓成立，2012年《家事事件法》採取了「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有別於傳統「勝敗」的訴訟模式，以解決紛爭為導向。畢竟，家事事件不是要爭個你死我活，是共同尋求和諧的處理方式。

該法有「必須先經調解」的程序規定，還有家事調解委員、家事調查官、程序監理人、社會工作者的法定職權。可看見立法者透過各方專業彙整，為個別家事紛爭尋求適切處置的目標，而上述各種「行動者」參與紛爭解決，不僅回應問題，更帶入社會福利等資源媒合，也讓家事調解承擔了公益需求。

在各種程序裡，「家事調解」是一個奇妙的魔幻場域。

多數家事案件在到法庭之前，會先經調解。學者蔡穎芳指出，家事調解不只以國家制定法為依據，更是一個多元權力運作的場域，舉凡社會福利制度、各族群文化、可能很父權的傳統禮俗、精神疾病的污名、童話故事、個人性別偏見等，都在調解過程有相當影響。接下來，我將描述其中幾個案例，來解釋這些「價值」被帶入家事事件判準後的情況。

可能很父權的傳統禮俗

爬梳家事調解相關研究，不難見到那些可能很父權的傳統禮俗。

比如說，祭祀義務和繼承資格合一（出嫁女兒屬於夫家，不奉祀本家，因此不應繼承娘家遺產）的習俗，仍有調解委員以此作為依據。

比如說，逢年過節該如何、過年初幾該幹嘛的行為準則。在一件未成年小孩會面安排的討論，一方提出「希望用什麼方式安排過年的會面呢？」，原本性別中立的討論方案，會因調解委員回應「一般我們要祭祖，所以……」把話題導向以「祭祖」及「初二回娘家」為前提去討論，帶入父權的婚家想像，影響到當事人決定空間。

原住民家事調解經驗

學者蔡穎芳透過南投地方法院的原住民家事調解經驗，發現「原住民習慣法」也是調解程序中排解糾紛的依據。主流的家庭支援系統只考慮法律上親屬，不過部落的生活型態裡，教會及部落成員也應作為家庭支援系統去判斷，而原鄉部落村長參與調解很有幫助。

在一件「悔婚」事件，起因於其中一方在婚禮前夕夢到祖靈啟示，告知這段婚姻不會幸福。這個夢之所以重要，來自布農族「夢占」的傳統慣習。因此本案調解可根據夢占及民法去衡平雙方權益，達到更妥適的處理。又例如，布農族的離婚如果不是出於男方犯錯，女方必須送還結婚時所殺的同量豬隻，因此調解過程邀請女方氏族成員參與商討「豬隻賠償事宜」，會提升調解的意願跟成效。

原住民族傳統文化具有紛爭解決的能量，原先受限於漢文化霸權的規範，在調解過程裡得以呈現。因此，在符合國際人權保障的前提下，將傳統慣習「成文法化」的可能性，是未來很值得討論的立法方向。

調解過程的主流親密關係再現

法秩序預設當事人是一個「富有知識經驗並可進行理性協商」的人，來自於以下的迷思：「理性」相對於感性長期處於優位特質。這個觀念使得在調解過程中「看起來好溝通」或「看起來理智」的人比較吃香，而身心狀態也可能大大影響調解過程的協商籌碼。

研究指出當事人在紛爭歷程會使用法律術語，或基於對自身處境的理解提出協商方案。例如，當事人認為具體陳述對方過失，或是指責對方「有問題」的人格（如外遇、精神疾病、賭博、負債、酗酒、失業等）有助於爭取勝訴，然而家事調解其實沒有勝或敗。

這告訴我們，在多元法規範的交互運作之中，主流所謂「好的親密關係」仍然舉足輕重。中產、健康、陽光、一生一世的婚家想像伴隨而來的污名，影響著當事人的法律社會地位。至於家事調解場域能如何挑戰／再製主流價值，就仰賴相關專業人員（調解委員、社工、家事調查官、法官等）的專業知能。

制度越彈性，專業知能越關鍵

學者郭書琴認為「法學知識生產鏈」包含調解機制、法律學術社群兩部分，呈現出家事紛爭被法律技術切割為「法律世界」與「生活世界」。由於法律技術對紛爭類型化思考與實作的特性，即使更進步、更彈性、得以統合處理的程序，也可能壓縮當事人的空間。

透過既有的家事調解研究，我們可理解，這是多元規範運作的魔幻場域，也更能理解《家事事件法》對調解委員的資格要求，第32條「家事調解，應聘任具有性別平權意識、尊重多元文化，並有法律、醫療、心理、社會工作或其他相關專業，或社會經驗者為調解委員」並不是高標，而是紮紮實實需要的實戰能力。

參考資料

1. 以法院為基礎的社會工作家事調解歷程之初探。陳伶珠、盧佳香（2006），臺灣社會工作學刊第5期，頁75-125。
2. 本土家事調解參與觀察——半自主社會場域觀點。蔡穎芳（2013），成大法學第25期，頁7-78。
3. 家庭暴力家事調解服務之經驗與策略——以臺北、士林地方法院為例。李姿佳、宋名萍、胡育瑄、潘淑滿（2016），臺灣社會工作學刊第16期，頁119-166。
4. 從法律人類學看民事紛爭解決之訴訟觀的演進─以家事紛爭解決為例。郭書琴（2017），中研院法學期刊第20期，頁1-75。
5. 原住民於家事調解當中的處境－以南投地方法院為例。蔡穎芳（2020），法律扶助與社會第4期，頁1-24。

本文經辣臺妹聊性別授權轉載，原文發表於此

責任編輯：潘柏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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