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曉紅
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新興市場國家，行至特定周期，從匯其經濟發展的率風驅動輪總會面臨各式各樣的問題和困難，發展是樊綱發展硬道理，但持續發展的從匯風險亦如影相隨。
從匯率風波到通貨膨脹、率風全球經濟低迷，樊綱發展再到“占領華爾街”，從匯國際經濟不平衡的率風本質是什么？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風險較小的可選方案有哪些？全球經濟步入了二次探底還是新的危機抬頭？研究“動物精神”與“市場失靈”的凱恩斯主義錯了嗎？在中國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教授的闡釋中，或許我們能找到一些答案。樊綱發展
經濟失衡的從匯本源
經濟觀察報(微博)：你如何看最近的匯率風波？其本質是什么？
樊綱：匯率風波鬧了那么多年，是率風基于全球失衡，最重要的樊綱發展是各國國內的不平衡，中國消費太低儲蓄太高，從匯美國消費太高儲蓄太低，率風合起來就是這種國際不平衡。
問題在于失衡是怎么發生的。中國的貿易順差是因為儲蓄太高，消費太低；如果投資、消費沒有全部“花”完，儲蓄就會剩一塊；而外匯儲備的增長，經常項目的順差其實是一個國家的凈儲蓄，即在“投資與消費”之后，剩下的凈儲蓄。
中國為什么會發生如此之高——50%左右的儲蓄率呢？很大程度是因為在發展的初期階段，勞動力沒有轉移完，勞動工資低于勞動生產率，企業的資本回報較高。企業利潤高，導致最大的儲蓄是企業，而非居民儲蓄。
那么能否把工資提上去？然后讓它（企業利潤）消失呢？很多人會想“現在農民工收入那么低，為什么不可以這樣做呢？”可是這又涉及到發展中國家的根本性問題，如果中國沒有一個較高的利潤率與投資率，剩下（沒有出來）的近兩億農民怎么辦？他們不就永遠呆在農村了嗎？
中國近兩億的農民離工業化還很遙遠，如果農民新增就業停止，農民不再轉移了，他們就永遠在那小塊土地上耕作，掙那點微薄收入，那麻煩就大了——收入差距無法縮小，社會矛盾就會越來越大，我們也就會被陷在這個社會矛盾的陷阱中了。
所以，我們又不能完全讓那種利于投資和有利于就業增長的局面消失掉。如果貨幣大規模升值，企業成本大幅度提高，出口與投資的下降，最后將導致經濟停滯。
經濟觀察報：你是在暗示可持續發展的風險？
樊綱：的確，某種意義上，這是關于中國要不要發展，以及能否持續繼續發展的問題。我們保持“中國的增長快一點”的勢頭，說到底是為了使就業增長快一點,從而可以早點走完工業化進程，早點把應轉移的農民轉移出來（當然農民轉移也很復雜，涉及城市化等）。
顯而易見，無論如何我們都不能失去發展的動力，這正是匯率背后的基本現實問題。
所以，我個人一直贊成，不能把這塊“額外的增長”消滅掉，絕不能通過匯率大幅度升值把那塊順差全部“消滅”掉，把較高的儲蓄“消滅”掉。如果把較高的儲蓄與投資，以及高額的就業增長“消滅”掉，那么，中國的發展也就停滯了。
經濟觀察報：事實上，你個人一直主張人民幣小幅升值，那樣做的好處是什么？
樊綱：之所以一直贊成小幅升值是因為其關乎中國增長的問題。人民幣不能不動，一個變量不變就“卡”住了；也不能逆市而為——市場要升值，你卻非得貶值。問題只是如何升值。從長遠看，中國仍需逐步升值，因為我們的競爭力與勞動生產力在不斷提高，確實有升值的需要，但只能小幅度升值，中國那樣做會有幾個好處：
其一，我們能繼續保持增長的勢頭；其二，給企業一些調整的余地與時間，中國的一些制造業企業，適應匯率變化的能力比較差，一步到位的升值，大幅度的抬高成本，將令其無從適應。何況，有別于當年的日本（其已掌握新技術），中國尚處發展初期階段，突然大幅升值，企業垮了，中國經濟也會崩潰。
所以，從兩方面而言，這會使我們的企業有回旋余地，適應匯率的變化，從而逐步“消化”成本，保持增長的條件。
然而，堅持小幅升值的辦法永遠會面臨美國人拿匯率“說事”，過一段就來鬧一鬧。特別是現在美國經濟低迷，各種各樣的保護主義會更加頻繁出現，對此，我們也要有思想準備。
其實，發展是國際關系的調整，更是各國利益關系的調整。中國有自身的利益，但也不能不顧國際的平衡，既不能停下來不升值，也不能使我們的發展停滯下來。發展就是在國際關系的不斷調整中實現的。其間，會面臨各種風險，一個大國的崛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經濟觀察報：小幅升值帶來的升值預期，難免吸引跨境資本的流入，也會影響中國的宏觀調控。
樊綱：沒錯，這也是人民幣小幅升值不可避免的代價——投機套利熱錢流入中國。
首先要想清楚我們要什么？機會成本是什么？不這么做，能否容忍大幅度升值后，面臨經濟形勢的“變盤”？難道像日本那樣停滯下去？而不進行大幅度升值，也是有代價的，問題只在于比較兩種代價哪個更小。
現在，中國外匯儲備主要增長部分是資本金融賬戶，而非經常賬戶。這種資本流入，使得熱錢增多，導致流動性泛濫；外匯增加多了，形成外匯占款，帶來基礎貨幣的增長。這時怎么辦呢？當然就要用貨幣政策，從數量上控制住流動性，也就是所謂的“對沖”，把貨幣再鎖住一部分，以管理通貨膨脹。
但另一方面，現在也需要進行外匯管理體制的改革。過去我們不鼓勵外資流出，即使現在，寬進嚴出的觀念也沒有完全轉換。如果能讓更多資本“流”出去，中國的外匯儲備未必增長那么多。
經濟學從來就沒有免費的午餐，只是代價大與小的權衡。我個人認為小步升值比較好，它的確會帶來各種問題，不妨一一去處理：比如面臨通貨膨脹壓力，就去處理通脹；外匯儲備太多了，就去想法減少儲備，使資本賬戶進一步開放，允許外資流出等。
畢竟，經濟學最終分析是做選擇，是在都不那么好、都有問題的方案中選出一個相對較好的方法。可以指一大堆小步升值的壞處，但只要承認比其他方案好，那它就是最好的選擇。
經濟觀察報：現在外匯儲備這么多，能否完全放開居民購匯的限制，讓其進行海外直接投資？
樊綱：現在的問題是很多居民不愿意持有外匯，他們還在賭人民幣升值。
實際上，現在對于有著5萬美元購匯額度的居民來說，買消費品基本沒有問題了，但居民還無法進行海外投資；更主要的是企業仍需強制結匯，包括外匯的使用亦受到限制。個人認為，國有企業的資金一定要限制，國家的錢應該一審再審；對私人企業的錢，國家則不用限制太多。
經濟觀察報：匯率風波事件發生以后，特別美國參議院通過匯率監督改革議案之后，人民幣匯率的雙向波動性似乎更為明顯？你如何看這種變化？
樊綱：最近美元在波動，就其波動而言，參考一籃子標準，人民幣也應波動。那么，波動的方向是隨著市場的變化而變化，則應加大波動的幅度。
其次，在目前情況下，順勢而為，適當的升值，也可以稍微升得更多些，但不能光盯美元，要看綜合匯率，美元對其他國家的匯率上升之時，實際有效匯率升值較多。
而無甚大損害的情況下，人民幣不妨順勢跟著美元波動走，在沖擊較小時，調整多一些。當然，也要意識到中國在升值期間，怎么讓升值的痛苦小些：一方面浮動大一點；另一方面，抓住機會讓實際有效匯率多升一點。
經濟觀察報：不久前的央行報告認為，今年上半年經常貿易順差占GDP的2.8%，某種意義上，這表明中國的匯率已接近均衡水平嗎？
樊綱：我們尚未跟蹤研究中國匯率是否接近均衡。順差畢竟還很大，難說均衡。當然我們貿易順差在縮小，到底縮了多少？預計今年全年能占GDP的4%以下，就不錯了，現在國際承認的趨于均衡數字是占GDP的4%之下。
現在，歐美經濟不好，又有“中國能否救世界”的觀點泛起。對此，我們可以不予理會，它未必是件壞事，至少我們的升值壓力會小點。
但這時候，反而更應擔心資本的流入。至少有三個原因：西方經濟不好，中國投資機會比較多；人民幣升值預期；美國利率為零，歐洲可能還得降息，中國的基準存款年利率已是3.25%了，息差如此之大，亦是鼓勵外資流入。
中國的問題
經濟觀察報：你如何定義中國目前的通脹？是否存在滯脹的可能？
樊綱：歷史而言，我們目前的通貨膨脹水平還比較溫和，上世紀90年代曾到過24%，80年代都有17%、18%，2008年還到過8.7%，6點幾的通脹率相對并不嚴重，而且現在正在趨于穩定。
GDP9%以上的增長，怎可能是滯脹？這種說法不顧常識。其實，高增長時期很容易出現通貨膨脹，中國總體上并沒有出現過真正的超級通貨膨脹；幾十上百的通脹率在發展中國家很常見。
不過，這次通貨膨脹確實跟前兩年的危機有關。那時，為了應對危機，我們出臺了剌激政策，包括超發貨幣，但那也是無奈之策。想想2008年年底，訂單一夜就沒了，那時還敢不采取措施嗎？但凡事總有成本與代價，就像事后有了流動性過剩的問題。處理諸多后遺癥，也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
經濟觀察報：你如何看目前的“錢緊”？其中受打擊的往往都是中小企業。
樊綱：首先得認識調整的必要性，調整總有人受沖擊。從11%的GDP增長降到9%，盡管9%還是世界上最高的增長，但失去了2%的增長，難免有人受打擊，往往受傷最深的是中小企業。
試想，如果誰都不感到“錢緊”，緊縮銀根緊在哪里？銀根收緊時中小企業資金最緊是全世界通病。我們的問題更嚴重一些，因為金融體制缺少為中小企業服務的機制，大銀行很難為中小企業工作。所以，在調整當中，應該出臺一些中小企業特殊政策，作為一種微觀政策的補充是必要的。應該加緊發展民營經營金融機構、發展民營正規的金融機構，把地下金融“翻”上來進行監管。
其實，在從11%到9%的調整過程中，中小企業受傷并不意外。如果真出現危機，中國GDP回到14%增長，然后再跌到6%，甚至跌到5%，屆時恐怕會出現中小企業大規模的倒閉。
顯而易見，我們現在是“軟著陸”。比如調整房地產市場，沒有出現倒閉，而是有人被接盤或被兼并了，這說明有價值，企業還能賣出去。及時調整，一部分人受損失，但可以防止大規模倒閉，是風險較小的選擇。
經濟觀察報：你認為房地產市場拐點會在什么時候出現？
樊綱：拐點肯定會出現，何時出現我不知道，但無論如何不會出現全國性的大崩盤。政策是在二、三線城市還沒有出現大泡沫的時候，就進行了調整，所以我們沒有全面的大泡沫，不會出現像美國、日本那種崩盤。盡管有些城市會有拐點，出現房價下降，但也都是正常情況，相信絕大多數二、三線城市不會有大問題，這恰是及時調整的好處。
被誤讀的“凱恩斯”
經濟觀察報：你如何定義目前歐美的經濟狀況？是新的危機還是二次探底？
樊綱：全球而言，始于2008年的那場金融危機并未完全過去，仍有更深層次的問題需要解決。目前不是二次探底，也不是新的危機，而是一次危機的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金融部門和私人部門泡沫破掉，經濟增長衰退；第二階段是公共部門債務問題的水落石出。
但這些暴露出來的公共部門問題，并非像有的人以為的那樣是凱恩斯主義導致的結果，那純粹是一個長期的問題，恰恰是放棄新古典主義，回到所謂原教旨主義的市場經濟，再加上各種形勢的“民粹主義”。
一個國家持續“三高”（高福利、高赤字、高債務）的最后結果一定是經濟崩盤，而一旦出現增長停滯的危機，可能十年都很難走出去。很大程度上，歐美目前的困境是其一直以來“三高”造成的后果，這需要付出歷史代價。
凱恩斯是我最為崇拜的偉大經濟學家；有人批凱恩斯，但批的人并不懂凱恩斯。歐美危機不是因為凱恩斯；相反，凱恩斯在繁榮時期主張贏余，就像美國在克林頓時期是有贏余的；歐美財政長期以來搞入不敷出的社會福利導致他們長期出現赤字，而非短期的調控政策。
其實，凱恩斯主張短期波動中，好的時候盈余，差的時候搞點赤字。沒有一位真正的經濟學家會糊涂到不懂得收支平衡，包括動態平衡。什么是新古典主義？（包括凱恩斯主義）是不相信市場能夠自動避免經濟危機與經濟周期，所以需要搞現代市場經濟——一個有監管，有調控，有社保，有法制的市場，而不是沒有這些的“原始的自由市場”；在此意義上及時調控，經常保持監管，防止經濟的大波大動。但現在有些人還在唱著過去二十年美國人唱的去監管、去調控的老調。美國發生危機了，美國人都回到要監管、要調控的道路上了，我們的一些人還沒“醒過味來”，還在批判凱恩斯，他們不懂現在世界上發生什么事情，不懂美國幾十年的泡沫，造成全世界目前的后果。
因此，我們要引以為鑒，經常保持一些調控，以防大波大動，中國在發展的過程中太容易出現百分之十幾的泡沫了，不防后果不堪設想。
經濟觀察報：你認為之前的“好日子”已經過去了嗎？
樊綱：不是好日子，而是曇花一現的表面光鮮過去了，實質問題還在進一步暴露。危機開始時，我就說過美歐經濟可能會有三五年的低迷；而過去一段時間世界上一些人以為危機過去了，盲目樂觀了一陣，現在又來大叫什么二次探底。
現在美國人在談論真正復蘇需要十年，我可能樂觀些，但也認為至少再需要三五年，再加上過去的三年也差不多八年了。實際上，從現在開始的三五年內，美歐經濟會比較低迷，持續低增長。
不過，我不認為會出現像2008年那樣的大危機，只不過是“一個相對長期的、懸而未決的老問題，像幽靈一樣在那里時常‘攪局’”。
經濟觀察報：回過頭看，你認為目前貨幣政策是否存在“超調”的風險？
樊綱：政策的效果通常有滯后性，有時不見效，結果以為力度不夠，于是追加政策，往往又追加太多了，這是一種情況。似乎每個政策作用都不是很大，但疊加在一塊效果就很明顯。但中國現在是不是這種情況，還不能確定，要再看一下。
另外，有人以為宏觀政策能解決很多問題，包括調整經濟結構，此傾向容易導致“超調”，以為把經濟永遠壓下去，就能解決中國問題。但宏觀經濟政策只調總量，解決不了結構問題。增長速度壓低了，結構上可以同比例地下調，并不能解決問題，一旦反彈，結構可能更差。
從經濟學基本理論來講，有多少經濟變量問題，就需要多少政策同時“作用”，結構的問題需要結構的政策，通過各種改革來解決，不可能全部靠總量關系來解決。因此，不能賦予宏觀經濟政策過多的使命。
中國的問題不是壓得越低越好，而是需要更多的體制改革措施，如果賦予宏觀政策太多的職能，就容易產生超調。
要想調整結構，需要的是更多的改革，而不是只有宏觀政策，包括財政體制、稅收體制，社保體制、金融體制等。不要以為宏觀政策，特別是一個貨幣政策能夠解決這些問題。
此外，有些人又賦予貨幣政策過窄的功能，認為貨幣政策“只管通貨膨脹，不管經濟增長，不管就業”，這也是錯的。世界各國都在追求“就業與通脹”的一個均衡點，所謂菲利普斯曲線（表示失業與通貨膨脹之間交替關系，通貨膨脹率高時，失業率低；通貨膨脹率低時，失業率高），即如何在其反向關系中找一個比較好的結合點，從來不是只看一個通貨膨脹的指標。
美聯儲的任務是“管理通貨膨脹與就業的增長”；歐洲中央銀行是以通貨膨脹為主，同時也看經濟增長；如果我們賦予宏觀政策太窄的目標，認為貨幣政策只管通貨膨脹的話，就可能出現經濟下滑過多的問題。
所以，通貨膨脹是要治理，曲線是要往里邊移，但是同時也要看到，中國經濟不增長也不行。經濟學永遠是權衡和選擇，永遠是多樣目標，而非單一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