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北京社會建設分析報告》指出，橄欖結構約有七成北京中產階層成為“房奴”和“車奴”
[ 中國社科院“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研究”課題組建議，大國壯大中產階層應該先通過提高個稅起征點，中產加強對教育、夢追醫療、求幸住房等民生領域的橄欖結構調控，對其進行“減負”
孫立平的大國建議則是通過政策引導造就大量熟練技工，使高級技工成為中國中等收入者的中產重要組成部分 ]
“我應該算中產，但中產好像不是夢追我這種活法兒。”35歲的求幸徐家勇一臉疲憊。
徐家勇是橄欖結構北京一家信息公司的部門主管，月工資稅后8000元。大國妻子在一家私企上班，中產月工資稅后4000元。夢追盡管目前對于中產階層的求幸概念定義非常模糊，但徐家勇認為，自己已經算得上是中產了。
有車有房、家庭月收入略高于徐家勇的公關經理鄭亞文卻不認為自己是中產階層的一分子。
“我覺得自己充其量也就是小康，還算不上中產。”鄭亞文說。記者進行的一個小型調查表明，像鄭亞文這樣自認為不是中產的中等收入者不在少數。
誰是中產？
2010年8月，亞洲開發銀行一篇報告在網上炸了鍋。
這份名為《亞洲和太平洋地區2010年關鍵指標》的報告專章描述了“亞洲中產階級崛起”。該報告將每天消費2~20美元的人群界定為中產階級。根據這個遠低于西方國家的標準，中國中產階層人數達8.17億人。
一時間，“被中產”迅速成為網絡熱詞。有網友慨嘆道：“我吃份15元（約合2美元）的盒飯，竟然就中產了！”
北京師范大學收入分配與貧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實曾受亞行之邀，赴馬尼拉參加關于此報告的研討會。在李實看來，亞行提出的中產階級標準確實偏低，“這下連農民工也成了中產階級了。”
亞行報告引發的“被中產”風波提出了一個現實的問題：到底誰是中產？中產的標準到底是什么？應該按西方的標準還是按各國自身的標準來界定？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學者告訴記者，目前在國內，對于中產階層的研究“幾乎是亂七八糟的，大家各說各的，沒有多少令人信服的結果”。
如此狀況的根源之一在于“中產階層”本身就是一個模糊的概念。中產之“中”，相對于“上、下”而言。因此中產階層具有地域性、階段性，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時期，中產的標準是不同的。
總的來說，目前學界比較認同的是中產階層不純粹是個收入上的概念，而是至少應包括收入、財產、職業、教育等方面的標準。盡管如此，在這四個標準具體確定上，目前仍沒有定論。
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李強根據職業將中產階層歸納為五個群體：中等管理層、專業技術人員、外企白領、效益較好的企業一般職員、中小工商業者。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陸學藝介紹，中產階層是個職業概念，其劃分與收入多少無關。他所帶領的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研究”課題組今年公布稱，目前中國中產階層約占總人口的22%。
對此，多位專家表示不認可。反對意見是，收入即使不是唯一的標準，也應是最重要的標準之一。離開收入談中產階層，有夸大中產階層數量、掩蓋社會矛盾之嫌。
被偷走的幸福？
“我的包袱很重，我的肩膀很痛，我扛著面子流浪在人群之中……是不是就這樣平凡到老，我的日子一直是不壞不好”，臺灣歌手鄭智化的這首《中產階級》在大陸聽眾中引起共鳴。徐家勇覺得這首歌寫的就是自己。
在國際上，中產階級被認為是幸福度較高的人群。自以為算中產階層的徐家勇雖然有車有房，但是卻覺得并不那么幸福。
徐家勇扳著手指頭給記者算了一筆賬：他和妻子每月可支配收入12000元，每月開支約在9000元左右，包括孩子上幼兒園月學費2000元、養車2000元、保姆1500元、生活雜費（吃、用、水電費等）2500元、給夫妻雙方均在農村的父母養老金各500元。
徐家勇的生活狀態正是中國部分中產階層的一個縮影：收入相對不低、支出相對較高、生活壓力較大、缺乏安全感。
今年7月公布的《2010年北京社會建設分析報告》指出，約有七成北京中產階層成為“房奴”和“車奴”。
根據該報告，北京中產階層家庭月均收入為1萬元左右。而同期，北京市住房均價在2萬元/平方米。以90平方米的面積計算，北京市中產階層的房價收入比為15倍，遠遠高于國際上公認的3至6倍的合理區間。一套房“消滅”一個中產階層家庭的例子在各大都市都不鮮見。
經濟上的壓力轉化到中產階層的頭上，變成沉重的心理壓力。根據一項針對白領的調查，70%左右存在亞健康狀態，而“焦慮、失眠”更成為他們自我描述中最常用的字眼。
“喪失安全感、穩定感是我國中產階層群體心理的特點，這同時也是很多人拒絕承認自己屬于中產階層的原因。”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孫立平認為，中產階層正日益面臨著巨大的就業壓力，同時背負著房價飛漲、醫藥費高昂、子女教育成本上升的沉重包袱。
中產：中流砥柱？
背負沉重壓力的中產階層卻被寄予厚望——不光是推動消費的主力軍，更要成為社會發展的穩定器。
經濟學家吳敬璉日前撰文指出，中國社會已經發生深刻變化，一個新的社會階層——新中等階層正在成長起來。
吳敬璉認為，這個主要由專業技術人員或稱白領工人組成的階層在現代經濟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至關重要。
“他們是一種保持社會穩定的力量，對現有的社會秩序基本上認可，雖然要求改良，但并不希望從根本上推翻。社會基礎的這種變化，給了我們一種希望，使我們有可能走出‘打倒皇帝做皇帝’的怪圈。”吳敬璉表示。
對于中產階層能否發揮中流砥柱的作用，成為社會穩定和諧的磐石，目前學界尚有不同看法。有專家認為，中國目前有“中產”而無“階層”，難擔此大任。而更多學者認為，中產階層正處于成長和覺醒的過程中，假以時日，這個群體必然會發揮不可小覷的作用。
致力于社會階層研究的孫立平認為，雖然當前中國中產階層數量有限，且發育緩慢，但是作為一種新的社會力量，他們正在逐漸表現出一種強烈的公共精神。
“中產階層的公民權利意識隨著中國的進步在強化，他們參與的方式更多的是通過法制、妥協、理性博弈來實現，他們正在為公共事務的民意參與、社會動員以及糾紛解決探索出一條新的路徑。”孫立平表示。
根據中國社科院今年初公布的《當代中國社會結構》，中國目前社會結構落后于經濟結構大約15年，這是產生當前諸多社會矛盾問題的重要原因。而要優化社會結構，壯大中產階層就是必然要走的一步棋。
從“倒丁”到“橄欖”
日本趨勢學研究者大前研一以日本為研究對象提出“M型社會結構”，用來指代收入兩極分化、中產階級銳減的社會結構。
至于中國的結構，較多研究者認為應該是上小下大的金字塔形。而李強根據自己的研究提出了“倒丁字”結構。
他認為，中國底層民眾數量眾多，成為一個“橫杠”，其他各階層形成一個“立柱”形狀，豎在這個“橫杠”上面，形成一個“倒丁字”形結構。
“這個結構反映出目前中產階層數量嚴重欠缺。必須通過各種措施來擴大中產階層隊伍，這是解決中國諸多問題的一個關鍵。”李強表示。
中產階層占比增加，則社會結構逐漸形成中間鼓、兩頭小的“橄欖”形，這被認為是最穩定的社會結構。但中國由“倒丁”結構要變成“橄欖”結構，路還很長。
正在進行中的收入分配改革早就確立“提低、擴中、限高”的改革路徑，所謂“擴中”，其實質可以理解為擴大中產階層。但據李實分析，“提低、擴中、限高”三項中，最易的是“提低”，最難的是“擴中”。
“中產階層的擴大是社會經濟結構變化的結果，其中包括職業結構的變化，這不是一天兩天能做到的，需要一個較長的時間來培育和完善。但目前我們的很多政策恰恰是削弱而不是完善中產階層的。”李實表示。
現行個人所得稅政策被認為是對中產階層尤其不公的政策。多位學者呼吁，應盡快改變目前逆向調節的個人所得稅政策，使稅收真正成為調節社會財富公平分配的手段。
中國社科院“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研究”課題組也建議，壯大中產階層應該先通過提高個稅起征點，加強對教育、醫療、住房等民生領域的調控，對其進行“減負”。
孫立平的建議則是通過政策引導造就大量熟練技工，使高級技工成為中國中等收入者的重要組成部分。
統計資料顯示，我國目前有技術工人約7000萬人，其中高級技工比例僅為3.5%；而在西方國家中高級技工的比例通常要超過35%。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組首席科學家牛文元提出判斷一個國家形成足夠大的中產階層的五條標準：城市化率達到七成以上；“白領”社會勞動力大于或至少持平于“藍領”；恩格爾系數平均降到了0.3以下；基尼系數保持在0.25至0.30之間；人均受教育年限達到12年以上。
李強則預測，可能要到2040年前后，中國中產階層才會成為主體。
“中產階層的建設不是一個短時間的任務。它的成長依賴于整個社會的結構轉型，包括產業結構、職業結構、教育結構的轉型。”李強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