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經濟我國經濟優化升級與能源清潔轉型同步推進、分析相互影響，需新能源消費與經濟發展之間的理念耦合關系也出現了新的變化和調整。筆者認為，經濟在轉型背景下，分析能源經濟分析應遵守“四多四少”的需新原則。

多講絕對，理念少講相對

談及能源與經濟之間的經濟關系，我們首先想到的分析是彈性系數。究其概念，需新是理念指一定時期能源消費（生產）增速與經濟發展增速之間的比值。以1為界，經濟彈性系數大于1表示能源消費增速高于經濟發展增速；彈性系數小于1表示能源消費增速低于經濟發展增速。分析

需強調的需新是，彈性系數描述的是能源消費與經濟發展之間的相對速度關系。一方面，能源消費增速、經濟發展增速都是相對數值，兩者的波動分別受多個因素影響、呈現不同驅動機理，導致彈性系數易于變化且振幅較大；在月度、季度、年度等短期時間尺度上，分析彈性系數變化沒有多大意義，也說明不了什么問題。另一方面，彈性系數的相對性決定了其應用的局限性：兩個國家具有相同的彈性系數，并不代表兩者能源消費與經濟發展的耦合關系相同；發展階段、產業結構相似的國家，彈性系數并不一定相同；一個國家當前和十年前擁有相同的彈性系數，并不能說明其能源消費與經濟發展的相互關系保持不變。

總體上，彈性系數是一個應當逐漸被放棄的能源經濟分析視角。在十年或更長時間尺度上，彈性系數可反映不同經濟發展階段能源消費與經濟發展之間相對穩定的耦合關系，存在針對該發展階段的相對穩定的數值水平。例如，工業化初期彈性系數通常大于1，工業化后期彈性系數通常降至1以下。當前，我國經濟向高質量發展邁進，能源增速低于經濟增速是長期趨勢，能源彈性系數較低，未來甚至可能會出現負值。在能源清潔轉型進程中，電力增速高于能源增速是長期趨勢，受能效提升、電氣化等影響，電力彈性系數較高，大于1也是正常的。

多看長期，少看短期

從能源視角評價經濟發展，我們最常用的指標是單位產值能耗或單位能耗產出，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能源消費強度，或簡稱能源強度。究其概念，單位產值能耗指每生產一定的經濟增加值需要消費多少能源；單位能耗產出指每消費一定的能源可以產出多少經濟增加值。其中，單位產值能耗的概念，更符合能源經濟分析的邏輯，因為產生價值通常會消耗能源，而消耗能源并不一定產生價值。

從短期看，能源消費受到氣候變化、政策刺激等因素影響較大，并不全是經濟活動的必然投入；單位產值能耗，尤其是細分品種中的單位產值電耗出現短暫波動，實屬正常、并不突兀。特別地，2018年的單位產值電耗上升，主要是經濟向好，尤其是高耗能趨穩，以及降溫采暖用電較快增長、電氣化快速推進。從長期看，經濟結構調整、應對氣候變化、能源效率提升、終端能源替代、能源技術創新等因素是決定能源消費的主導力量，單位產值能耗、單位產值電耗自有其長期演變趨勢。其中，單位產值能耗持續下降是大勢所趨；單位產值電耗受效率提升影響有下降趨勢，受電氣化進程影響有上升動力，其變化是綜合作用的結果。

多說細分，少說整體

能源經濟分析的核心，無疑是能源效率；先澄清，彈性系數無法表征能源效率；而往往，我們將能源效率與能源強度劃上等號。事實上，能源強度只是反映經濟產出與能源消費關系的結果性指標，并不能反映經濟產出與能源消費相互耦合的作用機理。從影響因素來說，結構差異對能源強度的影響極大，服務業的能源強度遠遠低于制造業的能源強度，但不能簡單地講服務業大國的能源效率就高于制造業大國的能源效率。此外，能源消費中包含城鄉居民生活消費，而這些并不直接產生經濟增加值。從作用機理來看，經濟產出描述的是價值，能源消費描述的是能量，兩者之間還隔著一層產品或服務。以制造行業為例，與能源消費具有相對穩定關系的是產品的產量，而非隨著市場變化不斷波動的價格。

談論能源效率，不能始終停留在能源強度層面，還需要深入到細分行業、聚焦到具體技術。在工業領域，效率提升的重點是關鍵設備強制能效標準的推廣、電動機的更新換代和效率提高、冶金行業金屬回收率的提高等。在交通領域，包括內燃機效率的提高、強制燃油標準的推廣、電氣化進程的推進、以及共享交通和自動駕駛的普及等。在建筑領域，包括建筑節能改造，尤其是隔熱和通風，以及電器能效強制標準，尤其是空調、取暖、熱水、照明和冰箱。在能源領域，包括提高資源利用率和加工轉化率、降低生產消耗和傳輸損耗、擴大市場配置效率等。

多比自己，少比別人

談及未來能源經濟發展，我們通常的做法是將我國的人均能源消費或能源消費強度與國際水平進行對比，尤其是與經合組織國家平均水平或重點發達國家水平進行對比；很多時候，我們的研究結論會是何時超越平均水平、何時達到某國水平。

事實上，人口眾多是我國長期不變的基本國情，數量龐大的分母會將無論多高的能源消費都拉至較低水平。我國當前人均能源消費略超3噸標準煤、人均電力消費近5000千瓦時，與人均能源消費長期保持10噸標準煤、人均電力消費高達13000千瓦時的美國，是沒有可比性的。中國，不會走也沒法走某些發達國家高人均、高浪費的能源模式。人均能源消費的上升是伴隨經濟社會發展而出現的必然結果；到了一定階段，人均能源消費的下降又是結構調整、效率提升的必然結果。進行能源經濟國際對比，重要的是在對比他國能源發展軌跡的基礎上總結與我國發展階段相匹配的適度水平；更重要的是與自己比，在保障經濟社會發展的前提下提高能源效率和發展質量，而非追求更高的人均水平。

同樣不具可比性的，還有能源消費強度。一方面，我國是世界制造業第一大國，產值超過美國、日本、德國的總和；制造業的較高能耗屬性決定了我國無論與誰比，能源強度都較高。另一方面，一個國家能源消費強度在時間維度上的變化，受到通貨膨脹導致貨幣購買力下降的影響，要么虛高了以往的能源強度，要么夸大了現在的下降幅度；進行國別對比，無論是采用貨幣匯率法還是購買力平價法，都很難準確反映某個國家的實際經濟活動水平，只能是比個大概。回首過去三十年，我們值得驕傲的是，我國的能源消費強度年均降幅達到發達國家年均降幅的2—3倍；展望未來三十年，我們可以肯定的是，我國的能源消費強度仍將穩步下降，最終達到世界領先水平。（李江濤　作者供職于國網能源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