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讀《中國社會科學》1992年2期王鍾陵的中國鍾陵《論神話思維的特征》……我想到一個問題：人腦的思維能力是不斷發展的……”在1992年3月23日寫給其弟子戴汝為的信中，時年81歲的社會r蘇授王史革錢學森先生曾如是說。

信中提到的科學王鍾陵，當時49歲。大教王鍾陵現為蘇州大學教授，構建在國內最早開始新時期文學史研究的文學革新與轉型，將研究與創作并舉，新理系涉及古今中外文學以至哲學、論體歷史等眾多領域。中國鍾陵

構建文學史革新理論體系

唐前文學及文學批評是社會r蘇授王史革王鍾陵的研究重點。談及當時狀況，科學他表示，大教“開始進行唐前文學與文學批評研究時，構建整個古代文學研究領域有一股向前走即革新的文學沖動，但路在何方尚不清楚。新理系方法熱雖一時騰起，卻沒有實績。”那時整體古代文學研究處于想突破卻無法突破的狀態中。

王鍾陵從文學史的基本理論問題探究入手，構建完整的理論與實踐體系。他先后完成了《中國中古詩歌史》、《中國前期文化—心理研究》、《文學史新方法論》三部代表性著作。王鍾陵說，“三部書，構成了我的文學史革新的完整理論與實踐體系。”

王鍾陵在《中國中古詩歌史》“前言”部分對文學史的基本理論問題進行了集中探究，并形成了一系列有機聯系的新研究方法：在民族思維發展的基礎上、從民族文化—心理的動態建構過程上來把握文學史的進程，將文論史研究納入文學史研究中，將美學與文學結合起來等。《文學史新方法論》則在中外文論史上，第一次對文學史的巨系統運動作出了較為完整的論述。在《中國前期文化—心理研究》中，王鍾陵提出了一種新發展觀與原生態式的把握方式。此著的文化—心理研究和對神話思維的研究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十五年完成《二十世紀中西文論史》

文學史革新是王鍾陵學術研究的第一階段。1993年秋季至1996年，王鍾陵集中精力研究《莊子》。而在隨后的十五年——1997年1月到2012年5月中，王鍾陵將全部精力放在了《二十世紀中西文論史》寫作上。

《二十世紀中西文論史》總篇幅達450萬字。王鍾陵為完成這一著作，持續寫作15年、堅持每天工作12—14個小時。這種艱辛努力，使他付出了巨大的健康代價，甚至曾與死神擦肩而過。“曾有關心我的朋友以為這樣拼命不值得，但我知道，要完成一項大的工程，是必須有獻身精神的。”

談到寫作《二十世紀中西文論史》的原因，王鍾陵表示，“在西方，20世紀種種文論流派此起彼伏、錯綜交織、相生相克，西方學界自己往往也未能清晰地理清其關系。我的目的之一，便是要表明中國人有能力理解并消化西方文論，有能力理清這種種流派間的復雜關系。”促使王鍾陵堅持下來的動力還包括超越國外同類著作、建立一個新文藝理論體系的愿望。同時，強烈的自我超越意識敦促著王鍾陵不斷向前，“此前三部著作的成功，給了我信心，也給了我壓力，這部書的寫作便是我試圖超越自我的實踐”。

心愿歸心愿，做起來卻極為艱難。《二十世紀中西文論史》的研究目標要求將哲學與社會思潮、各種文體以及各種文藝類別都囊括在內，閱讀量、工作量極為龐雜。

“課題的困難巨大，但優勢也明顯。”王鍾陵表示，將一個世紀綜合起來，才能夠將其整體性的模式概括出來，進而厘清各種文體由于其內在本體的差異而在同一模式下呈現出的不同發展軌跡。

將《莊子》研究作為又一次冒險

“樓臺精致，還要堂廡闊大，才能有氣象萬千的雄偉建筑群矗立在地平線上。”王鍾陵將“惟精惟勤，務遠務大”八個字作為自己的座右銘。他認為，做學問要在精的基礎上求大，惟精才能有真正的大，惟大才能更精。

“學術研究如果不期然地踩在了時代的鼓點上，可能是幸運的。但是要記住，學術研究，特別人文學科的研究，首先是屬于民族的，要將自己的研究融合到民族文化向前發展的進程中。學術研究的世界價值，是從民族價值中生發出來的。”在做學問的過程中，王鍾陵時時以這種使命感鞭策自己。“我們民族文化的新構自‘五四’以來就開始了，由于種種歷史原因，這一新構在新時期又重新啟動。”他表示，文學領域的新構一是文學史研究革新，二是文論史研究革新。致力于完成這兩項研究的創新，是為了文學研究的現代轉型。

王鍾陵對古籍研究或說國學研究的創新也有自己的觀點。“比如《老子》、《莊子》、《詩經》、《楚辭》、《尚書》、《左傳》這些中國文化的奠基性典籍，我們至今還處于或不能讀懂、或不能深入理解的境地。其中特別是《莊子》的難度是最大的。”王鍾陵正以《莊子》研究作為對國學研究創新的實踐。他表示，要完成全書，前路相當艱難崎嶇，還得做艱辛的努力。“這是我的又一次冒險進軍，迎難而上。”

《中國社會科學報》2014-09-15 A0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