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13日，名投康美藥業股份有限公司發布《關于投資者民事訴訟索賠進展的資者證券公告》稱：“2021年11月12日，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2020）粵01民初2171號《民事判決書》，共歷判決主要情況如下：（一）康美藥業向原告顧華駿、集體黃梅香等52037名投資者賠償投資損失2，訴訟首案458，名投928，資者證券544元；判決馬興田等6人承擔連帶清償責任；時任公司董監高的共歷13名個人按過錯程度分別承擔20%、10%、集體5%的訴訟首案連帶清償責任。同時，名投康美藥業時任審計機構廣東正中珠江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伙）及年報審計項目的資者證券簽字會計師承擔連帶清償責任。（二）駁回原告顧華駿、共歷黃梅香等55，集體326名投資者的訴訟首案其他訴訟請求”。
這是2020年施行的新《證券法》確立中國特色證券特別代表人訴訟制度后的首單案件，是迄今為止法院審理的原告人數最多、判決賠償金額最高的上市公司虛假陳述民事賠償案件。
集體訴訟落地實施，5萬多名投資者共歷“證券集體訴訟首案”
2020年的最后一天，11名投資者就康美藥業虛假陳述案向廣州中院提起普通代表人訴訟。2021年4月16日，廣州中院發布案件轉為特別代表人訴訟的公告。康美藥業案成為中國證券集體訴訟首案。本案涉案投資者人數超過5萬人，且絕大多數為中小投資者。
集體訴訟對于保護投資者權益是個非常有利的工具，康美藥業案標志著這一制度走向實踐。
集體訴訟優勢
普通代表人訴訟轉換為特別代表人訴訟以后，有三大優勢。
第一，能夠覆蓋更多受害的公眾投資者，讓更多投資人受益。在民事訴訟法第五十三條、第五十四條規定關于普通代表人訴訟的基礎上，證券法第九十五條第三款規定了“默示加入、明示退出”的特別代表人訴訟。這意味著凡是符合起訴條件的投資者，即使不參與訴訟，也有機會獲得賠償。
第二，有助于進一步降低維權成本。
投資者保護機構作為代表人參加訴訟，除為開展特別代表人訴訟的必要支出外，不收取其他費用；不需要預交案件受理費，即便敗訴需要承擔訴訟費用，也可以根據特定情形申請減免；在訴訟中申請財產保全，可以免于提供擔保，對于投資者來說，減輕了提起訴訟的經濟負擔。
第三，大幅提高投資者維權收益。
如果特別代表人訴訟勝訴，投資者就可以實現零成本維權的夢想。完善的金融市場應讓投資者合法權益得到充分保護。一旦受到侵害，投資者可以利用成熟的機制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證券集體訴訟制度的實施有利于多數受害投資者得到公平、高效的賠償。
提高違法成本，巨額賠償讓“首惡”付出應有代價
提高資本市場違法成本，除了加大刑事、行政責任的追究力度之外，還應當加大民事責任的追究，對于那些嚴重損害投資者權益的違法者，害群之馬，不僅要讓他被罰得傾家蕩產，更要讓他賠得傾家蕩產。
此次廣州中院作出一審判決，責令康美藥業因年報等虛假陳述侵權賠償證券投資者損失24.59億元，原董事長、總經理馬興田及5名直接責任人員、正中珠江會計師事務所及直接責任人員承擔全部連帶賠償責任，13名相關責任人員按過錯程度承擔部分連帶賠償責任。
集體訴訟如何追回投資人巨額賠償款？
上市公司積極追收原大股東、實際控制人占款。在廣東省及各方的協調努力下，10月30日，康美藥業公告披露，經揭陽中院對公司控股股東關聯方資產進行強制執行，所得款項共計16.41億元已支付至公司管理人賬戶，用于沖抵關聯方占用公司資金。通過追收原大股東、實際控制人占用資金，有利于更好地保護廣大中小投資者的合法權益，也讓上市公司重新輕裝上陣。
同步追究原大股東、實際控制人刑事責任
司法機關同步追究原大股東、實際控制人刑事責任。經偵查終結，佛山市檢察院已于10月27日向佛山中院提起公訴，指控馬興田犯違規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挪用資金罪、操縱證券市場罪。佛山中院于當日立案受理相關案件，并與前期受理的康美藥業、馬興田單位行賄案合并審理，切實追究相關行為人的刑事責任。
對資本市場違法主體而言，集體訴訟有很強威懾力。從法律到實踐，康美藥業案尚是一個開始。
虛假陳述、內幕交易、操縱市場等違法犯罪行為是資本市場的“毒瘤”。近年來連續發生多起上市公司財務造假案件，嚴重損害了投資者的合法權益，危及資本市場的健康穩定發展，影響極為惡劣。我國證券市場投資者已經達到1.67億，其中95%以上為中小投資者。當受到證券違法行為侵權時，由于非常分散、自身索賠金額較小等原因，許多中小投資者往往會放棄權利救濟，不想訴、不愿訴、不能訴現象突出。
打擊證券違法活動，各方合力加速形成
首單證券集體訴訟案一審判決落地，意味著破解證券違法成本低的難題邁出堅定步伐。這背后，凝聚著各方的努力和探索。
2020年3月，新證券法施行，具有中國特色的證券集體訴訟制度啟航。充分發揮投資者保護機構的作用，允許其接受50名以上投資者的委托作為特別代表人參加訴訟，探索降低中小投資者訴訟成本。
2020年7月，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召開第三十六次會議，研究全面落實對資本市場違法犯罪行為“零容忍”工作要求。
2020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關于證券糾紛代表人訴訟若干問題的規定，證監會配套發布《關于做好投資者保護機構參加證券糾紛特別代表人訴訟相關工作的通知》，投保機構發布《中證中小投資者服務中心特別代表人訴訟業務規則（試行）》，為投保機構代表人訴訟制度的落地實施提供了制度保障。
2021年7月，中辦、國辦印發《關于依法從嚴打擊證券違法活動的意見》，明確要求抓緊推進證券糾紛代表人訴訟制度實施。
如何進一步提高財務造假等違法犯罪行為的違法成本？
完善資本市場違法犯罪法律責任制度體系。新證券法大幅增加了對虛假陳述等各類違法行為的懲罰力度，會計法對會計審計業務做出嚴格要求，近期通過的刑法修正案（十一）也大幅提高了財務造假犯罪行為的量刑力度。下一步，還要對證券法和刑法的一系列配套措施進行完善。比如，修改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制定上市公司監督管理條例、修改虛假陳述民事賠償司法解釋等。
強化重大證券違法犯罪案件懲治和重點領域執法。堅持突出重點、分類施策，嚴厲查處欺詐發行、虛假陳述等重大案件，同時加大對發行人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董監高等主體的追責力度，嚴肅追究中介機構及其從業人員協助造假的法律責任。還要加強對重點領域的執法，堅決取締非法證券經營機構，清理非法證券業務，打擊非法證券投資咨詢活動，加大場外配資監測和打擊力度，強化對債券市場各類違法行為的統一執法，加大對私募領域非法集資和侵占、挪用基金財產等違法犯罪行為的刑事打擊力度等。
新《證券法》和集體訴訟制度落地，上市公司及董監高的法律責任成倍增加
伴隨著新《證券法》和集體訴訟制度的落地，無論上市公司還是在上市公司任職的董監高，其面臨的法律風險和責任將成倍增加。如何規避風險，避免陷入訴訟或承擔巨額的財務賠償是每個董監高都要思考的問題。
1、加強內部管理和培訓，強調合規和風控
依法合規運營是公司的生命線，作為上市公司尤其如此。面對紛繁復雜的法律和監管要求，上市公司需要定期組織培訓，將來自證監會、交易所和行業監管部門的最新規定和要求及時傳達給董監高，甚至通過內部考試來確保相關人員做到充分理解并能將其付諸實施。
2、提高信息披露質量
新《證券法》設專章就信息披露作出規定，除了原來的“真實、準確、完整”外，還加入了“簡明清晰，通俗易懂”的要求，給上市公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對某些行業而言，其技術含量和專業性很高，投資者不易理解，在信息披露時較難兼顧。在這樣的情況下，在信息披露之前咨詢專業律師的意見，或者尋求提供信息披露服務的專業公司的幫助，同時加強輿情管理，往往可以有效降低信息披露違規的風險。
3、積極配合交易所和監管機構的問詢和調查
平時保持與交易所的良好溝通，當收到交易所的問詢時，組織材料，積極應對，提供及時和合理的解釋和回應。如果所涉問題重大，收到證監會的調查通知，更需引起足夠的重視，積極配合調查。必要時可以請有經驗的外部律師協助調查，并準備材料，向證監會說明相關問題，避免受到處罰。
4、與董監高簽訂補償協議，保護個人的財務安全
相比上市公司而言，董監高個人的財務風險在集體訴訟制度下將更為凸顯。上市公司可以仿效海外成熟資本市場的做法，在委任董監高時，與其簽訂補償協議（indemnification agreement），約定對其由于履職而遭受到的訴訟和損失提供補償；或者將相關內容直接寫入公司章程，做到對董監高個人的最大保護，讓他們可以安心履職。
5、 投保董監高責任保險，轉嫁部分風險
通過投保董監高責任保險的方式轉嫁風險是海外證券市場普遍采用的方式，在我國的《上市公司治理準則》和《關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獨立董事制度的指導意見》里也有相關表述。保險公司通過評估上市公司的運營狀況和公司治理水平完成風險定價，收取保險費。一旦日后發生訴訟甚至集體訴訟，相關的法律費用和賠償責任可以由保險公司承擔，這樣的安排大大降低了上市公司及其董監高在面臨集體訴訟時，需要支付的高額民事賠償。伴隨著新《證券法》的實施以及代表人訴訟制度的落地，上市公司對董監高責任保險的需求也出現了爆發式增長。不少國內保險公司反映其在2020年上半年收到的詢價數量超過上一年同期的四到五倍，許多IPO公司除了董監高責任保險外，也會投保招股說明書責任保險。伴隨著風險的增加，保費水平也出現了顯著的上升。
中國的證券集體訴訟制度伴隨著《證券法》的修改而起步，隨著更多細則的出臺和實際案例的出現，這項制度無疑將逐步優化和成熟。證券集體訴訟的落地實施，可以更好地保護投資者的權益，還可以有效督促上市公司及其高管守法經營、依法披露，提高上市公司經營透明度，護航中國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
關于進行低成本可持續的有效在線學術推廣，歡迎與Dr.2交流聯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