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ject Syndicate網站發表哈佛大學教授、哈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首席經濟學家Kenneth Rogoff的大學低碳文章，題目是教授：A Fairer Way to Help Developing Economies Decarbonize（更公平地幫助發展中經濟體脫碳）。

美國當選總統拜登承諾對氣候變化采取新的倡議成立、理性的世界方法，他的行助綠色新政和歐盟的綠色協議有值得稱贊的氣候目標。但是展中轉型，當整棟樓都在燃燒時，哈佛把消防資源集中在一層樓只會延遲，大學低碳而不會阻止大樓的教授毀滅。所以，倡議成立現在是世界時候推動成立“世界碳銀行”（World Carbon Bank），以優惠資金和技術援助幫助眾多的行助發展中國家脫碳。

根據國際能源署（IEA）的展中轉型數據，未來20年幾乎所有二氧化碳排放的哈佛凈增長都將來自新興市場。盡管中國最近承諾到2060年實現凈排放量為零，但考慮到中國占世界煤炭產量的一半和煤炭消費的一半，實現目標非常具有挑戰性。印度盡管在太陽能發電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依然高度依賴其豐富的煤炭儲備，這種依賴很可能會持續下去。2015年巴黎氣候協議簽訂5年以后，清潔能源在全球能源投資中的份額仍然只有34%左右，幾乎與5年前的水平持平；風能和太陽能僅占全球能源的8%。國際能源機構署估計，如果全球現有的煤電廠在其預期壽命的剩余時間內運行，將導致全球氣溫相對于工業化前的水平上升1.7攝氏度。

目前，鼓勵發展中經濟體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最受廣泛討論的方法是對來自沒有適當碳定價體系的國家的進口征收碳邊境稅。歐盟目前正在考慮這樣一項措施，“氣候領導委員會”（其成員包括即將上任的美國財長耶倫）也主張這樣做。經濟學家們幾乎普遍贊成征收碳稅（歐洲的碳定價體系是一個笨拙的版本），以便生產者和消費者考慮他們的行為如何影響全球公共資源。邊境稅調整的目的是促使發展中經濟體引入自己的碳稅。這項政策在概念上是合理的，但是難以實施。

首先，發展中經濟體既沒有資源，也沒有技術在一夜之間實現自我轉型。發達經濟體能夠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的部分原因是，全球制造業已經轉移到了對能源投入巨大的新興市場。亞洲煤電廠的平均年齡為12年，而發達經濟體的煤電廠平均年齡為43年。鑒于煤電廠的壽命約為50年，而煤炭是中國和印度擁有的為數不多的豐富自然資源之一，亞洲發展中的煤電廠退役的成本將是巨大的。還有非洲，在COVID-19疫情大流行期間，缺乏電力供應的人數增加到近6億。

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與發達經濟體正在討論的雄心勃勃的計劃之間的差距，只是全球北方和南方之間財富和資源巨大差距的一個例子。例如，為了應對COVID-19危機，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數據，發達經濟體在2020年獲得的財政和信貸支持平均占GDP的16%以上，而新興市場國家和其他發展中經濟體分別為6%和2%。這種巨大的差距沒有考慮到與疫情相關的債務積累在未來幾年演變成全面的發展中國家債務危機的可能性，使得脫碳的前景更加困難。

到2050年實現二氧化碳凈排放量為零的目標值得稱贊，歐盟已經采納了這一目標，美國很可能很快就會采納。“但別在我的后院”（“鄰避”）式的環保主義沒有辦法解決一個全球性的問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和區域開發銀行可以發揮重要作用，但它們的任務過于分散，無法獨自有效應對氣候挑戰。全球碳定價是任何應對氣候危機的長期解決方案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發達經濟體需要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胡蘿卜”，而不僅僅是“大棒”。我們應該采取高度優惠的融資方式，結合技術專長和分享最佳實踐——所有這些都可以由未來的“世界碳銀行”發揮領導作用。